钟伟明忆述上小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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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记忆中，1936年我开始读一年级。我还记得开学那天早上，场面十分隆重。清晨六时，妈妈带同工人和礼物，是一些糖果之类的食物，去到敦梅学校的校长家里见校长莫敦梅先生。首先拜孔夫子像，再由莫敦梅老师为我开笔。我当时身穿马褂，头戴卜帽，十分隆重。之后老师带我到对面的课室等候上课。课室里坐满学生，我送了些食物给他们；不单只我送，同学们也会在开学日互送食物。
我很喜欢上学，因为上课时老师会讲故事，我特别喜欢上英文课，也有国语(普通话)课，由学拼音开始。记得五年级时，我们在英文课读故事书《神灯》，十分有趣。当时每天早上都要背书，如唐诗。每天的功课多是习字、作文、抄书之类，做完之后就背书。课余最佳的娱乐是打球。放学后，我们一班同学最喜欢在街头附近一角踢橡皮小球，当时街上车辆不多。踢得大汗淋漓便回家洗澡、吃饭，当时吃晚饭的时间比现在的早。饭后休息一会便开始做功课，做到晚上九时就一定要上床睡觉了，未背好的书就留到第二天早上读，因为早上的记忆力最强。
我一直在敦梅学校读书，直到六年级，即高小第二年。当年初小读四年，高小两年。记得一天早上，老师突然召集我班的班长和我，当时我是副班长，到教务处开会。原来校长说要打仗了，要我们尽快回家，何时复课，再行通知。我们马上回到课室通知同学赶快回家。我家距离学校很近，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脚程。学校在克街，而我家在湾仔道尾的257号，近天乐里。没想到如此一别，以后就没有机会再上学了。日军进占香港，香港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苦难的日子。
记得课室里有一个讲坛，讲坛旁边放着一条条的藤条，有粗的，有幼的。上课时，老师会先选一条藤条，然后在空气中挥动，使它发出鞭打声，好像是向学生示威一样。其实当时同学们都很乖，上课时很安静。老师要我们在上课时双手放在膝上，腰挺直，双眼望着老师，不得左顾右盼，若被老师发现有坐不定的，就会被罚企，直至下课。被罚企是相当丢脸的事，所以大家都不敢顽皮。一般打藤是打掌心三下，也有打屁股的。学校里曾经闹过这样的一个笑话：一位同学犯错后知道要受罚，便在屁股上垫上许多报纸，老师打藤时发出古怪声音，结果老师将报纸全部取出，那位同学也要多捱几藤了。
记得读低年级的时候，一次学校举行旅行，虽然我不知道去哪里，但已经兴奋得在前一天的晚上无法入睡。到了出发那天早上，校方带我们走出克街，沿着湾仔道，走过摩利臣山道，入跑马地马场。当时马场是开放给公众休憩和做运动的地方，十分热闹。
当时我班有四十人，六名女生。老师经常教导我们说「男女授受不亲」，所以我们与她们有如「楚河汉界」，她们自成一角的。
记得小学时的中文科有古文、论语、唐诗等等，如《爱莲说》、唐诗等。唐诗易记，就算是长篇的唐诗如《长恨歌》，至今我仍可以背诵其中的八成内容，稍加提示，全篇也可以背成。当时喜欢上课，是由于老师教法吸引，各科由不同的专科老师教授，如中文、普通话、英文等，都由不同的老师教授。我的中文水平全赖那五年的小学中文课。上课时，老师要我们准备一枝红铅笔，一枝黑铅笔。当教到一些特别的字，如多音字，他就会加以强调，如「载」字就有两个不同的读音。「一年半载」的「载」属上声，老师就要我们在字的左上角划一个红色小符号；而「满载而归」的「载」属去声，老师讲解清楚，也很注意我们的发音。早一辈的人发音比较清晰准确，也可以说敦梅学校对我从事广播界非常有帮助。从事广播界的人要令听众对每一句、每一字都听得清楚，发音准确的要求很高。
我希望现今年青的播音员多做好基本功，要每一句、每一字都说得清楚。我建议他们多背诗词，这对掌握说话时的抑扬顿挫和感情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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