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明忆述儿时湾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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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告诉我，我是由接生妇接生，在家里出世，当时家住湾仔道257号。我在湾仔长大，并认识了许多邻居小朋友，大家最喜欢课余时到阔巷里踢小型橡皮足球。当时湾仔道尾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货仓大厦，转过去南洋戏院那边有它们的办公大厦，那条街道就成了我们的「足球场」。对下是摩利臣山道和天乐里，是一条电车路，当时街道上只有很少汽车经过，所以在那里踢球并不危险。对面还有两幢用名贵的红砖头兴建的房子，据闻其后拆卸时，拆下的每一块红砖都要运走，其价值可想而知。原来那些红砖十分坚实，日军侵占期间，房子的四楼曾被大炮击中，而房子外墙的红砖只是破损了一角。当时的房子最高也只有四层，那两幢红砖房子也是四层高，而我住的房子就只有三层高，三楼上面是天台，我记得曾在那里玩耍和放风筝。这些都是童年时很美好的回忆。 当时每天早上八时上课，中午十二时放午饭，下午一时再上课，四时放学。每天上八堂课，每堂课五十分钟。当中有十分钟小息，学生可以上洗手间，或到贸易部买小食。我每天放学或踢球之后，就回家做功课、背书，生活单调。我很喜欢读书，希望从书本中寻找更多知识。每天晚上九时，我就上床睡觉。由于先父常有应酬，回家时我多已睡觉，而早上返学前，他又未起床，所以很少机会见到他。只在星期日上午，他一定在家里吃早饭，吃饭前，我就要将一星期的功课呈上给他细阅，他总是劝慰地说：「用心点！」，又或「怎么字体写得如此？下次要写得整齐一点！」。
当时我们并没有什么娱乐，我家里连收音机都没有，最好的享受是星期六晚上，先母带我们去看粤语片。有时看七时半场，有时看九时半场，加上第二天不用上课，所以开心极了。回想当时最大的娱乐，莫过于踢球了。当时只要有一个人号召，就一呼百应，一班小朋友马上在我们的「球场」集合起来，踢得十分开心。
到了1941年十二月，日军侵占香港，我们不能上学；日军进占香港之后，复课更是无望。加上家里经济日差，负担不起学费，又因民族意识使然，不愿意读日本人的课程，只好留在家里，重温往日的课本。后来有朋友送来了几本中国古典文学，如《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初看时并不怎样，后来再看才被吸引了。由于家里的经济每下愈况，我只得尽长子的责任，出外当童工，帮补家计，好不容易才熬过那三年零八个月。
当时生活艰苦，吃不饱，要吃番薯藤、木薯粉等杂粮帮补。若有白饭吃，就高兴得不得了，用筷子把大碗白饭中央挖开一个大洞，放进一块猪油，吃起来津津有味的。现代人觉得吃猪油不健康，但当时真的觉得香极了！当时我正值发育期，不过也总算熬过来了。
战后我复课了，回学校读小学六年级，但一入学，就发觉程度太浅。一次偶然阅报得悉，「山月演员养成所」招聘电影业学员。我一向向往演出戏剧，于是吸引我去报名，希望可以另创出路。「山月演员养成所」是「无畏导演」关云清老师在复原之后创办的，旨在培养有志从事电影业的年青人。上课地点在旺角，我是个大乡里，若不是报读了课程，我也不会过海去。记得第一次乘渡轮过海往九龙报名，上了船就问人旺角在哪里，那人愕然说：「这里就是旺角了。」那是当年在广华街一号的光明片场，我们就在那里上课。我从那时开始涉猎电影制作，除上课外，关云清老师也很关心我，教导我。他说如果我有志从事演员以外，如导演的工作，就一定要由做场记开始学习。于是他给了一个机会让我学习做场记，我也在不少电影中做过场记的工作。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播音的工作，之后更入了行，并一生为广播业服务。
日军 [编注: 该是盟军] 轰炸香港期间，先父在湾仔联发街永光印务馆工作，该厂是我舅公和表叔们开办的。据悉先父早年亦占部分股份，故战时也在该馆帮忙。记得一次警报响起，说盟军战机来轰炸。警报解除后，有消息说湾仔被夷为平地。我和先母一听到消息就吓得魂飞魄散，因为先父工作的地方是在联发街，近湾仔大佛口附近。于是先母立即带着我赶去看看是什么情形。由于当时并没有交通工具，我们便被逼徒步由湾仔道尾走到大佛口，要经过修顿球场，路程是蛮远的。我还记得当时沿着电车路走到修顿球场，就见到满地都是尸骸断肢，但都只是见到断手断脚，却没有看见人头，而且尸骸身上都好像混满了黄泥，我们要跨过尸体前进。我们继续沿着电车路走到联发街，一去到联发街口，我和先母吓得几乎要相拥而哭，只见街口被炸开了一个大洞。由于永光印务馆在街尾，我们在街上左闪右避，从街头终于来到街尾。一到永光印务馆就大叫先父的名字，但四周鸦雀无声，没人回应。我们心有不甘，继续大叫，直至有人回应。原来他们以印刷用的石板砌成一个防空洞，他们就躲在石板防空洞里面。一见到先父平安，我们才放下心头大石。听说盟军是要炸毁海军船坞，但却误炸湾仔区。当时湾仔区在不少房屋被炸毁，这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时值1943年 [编注：该是1945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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