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偉明憶述兒時灣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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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告訴我，我是由接生婦接生，在家裏出世，當時家住灣仔道257號。我在灣仔長大，並認識了許多鄰居小朋友，大家最喜歡課餘時到闊巷裏踢小型橡皮足球。當時灣仔道尾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貨倉大廈，轉過去南洋戲院那邊有它們的辦公大廈，那條街道就成了我們的「足球場」。對下是摩利臣山道和天樂里，是一條電車路，當時街道上只有很少汽車經過，所以在那裡踢球並不危險。對面還有兩幢用名貴的紅磚頭興建的房子，據聞其後拆卸時，拆下的每一塊紅磚都要運走，其價值可想而知。原來那些紅磚十分堅實，日軍侵佔期間，房子的四樓曾被大砲擊中，而房子外牆的紅磚只是破損了一角。當時的房子最高也只有四層，那兩幢紅磚房子也是四層高，而我住的房子就只有三層高，三樓上面是天台，我記得曾在那裡玩耍和放風箏。這些都是童年時很美好的回憶。 當時每天早上八時上課，中午十二時放午飯，下午一時再上課，四時放學。每天上八堂課，每堂課五十分鐘。當中有十分鐘小息，學生可以上洗手間，或到貿易部買小食。我每天放學或踢球之後，就回家做功課、背書，生活單調。我很喜歡讀書，希望從書本中尋找更多知識。每天晚上九時，我就上床睡覺。由於先父常有應酬，回家時我多已睡覺，而早上返學前，他又未起床，所以很少機會見到他。只在星期日上午，他一定在家裏吃早飯，吃飯前，我就要將一星期的功課呈上給他細閱，他總是勸慰地說：「用心點！」，又或「怎麼字體寫得如此？下次要寫得整齊一點！」。
當時我們並沒有甚麼娛樂，我家裏連收音機都沒有，最好的享受是星期六晚上，先母帶我們去看粵語片。有時看七時半場，有時看九時半場，加上第二天不用上課，所以開心極了。回想當時最大的娛樂，莫過於踢球了。當時只要有一個人號召，就一呼百應，一班小朋友馬上在我們的「球場」集合起來，踢得十分開心。
到了1941年十二月，日軍侵佔香港，我們不能上學；日軍進佔香港之後，復課更是無望。加上家裏經濟日差，負擔不起學費，又因民族意識使然，不願意讀日本人的課程，只好留在家裏，重溫往日的課本。後來有朋友送來了幾本中國古典文學，如《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等，初看時並不怎樣，後來再看才被吸引了。由於家裏的經濟每下愈況，我只得盡長子的責任，出外當童工，幫補家計，好不容易才熬過那三年零八個月。
當時生活艱苦，吃不飽，要吃番薯藤、木薯粉等雜糧幫補。若有白飯吃，就高興得不得了，用筷子把大碗白飯中央挖開一個大洞，放進一塊豬油，吃起來津津有味的。現代人覺得吃豬油不健康，但當時真的覺得香極了！當時我正值發育期，不過也總算熬過來了。
戰後我復課了，回學校讀小學六年級，但一入學，就發覺程度太淺。一次偶然閱報得悉，「山月演員養成所」招聘電影業學員。我一向嚮往演出戲劇，於是吸引我去報名，希望可以另創出路。「山月演員養成所」是「無畏導演」關雲清老師在復原之後創辦的，旨在培養有志從事電影業的年青人。上課地點在旺角，我是個大鄉里，若不是報讀了課程，我也不會過海去。記得第一次乘渡輪過海往九龍報名，上了船就問人旺角在哪裡，那人愕然說：「這裡就是旺角了。」那是當年在廣華街一號的光明片場，我們就在那裡上課。我從那時開始涉獵電影製作，除上課外，關雲清老師也很關心我，教導我。他說如果我有志從事演員以外，如導演的工作，就一定要由做場記開始學習。於是他給了一個機會讓我學習做場記，我也在不少電影中做過場記的工作。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播音的工作，之後更入了行，並一生為廣播業服務。
日軍 [編註: 該是盟軍] 轟炸香港期間，先父在灣仔聯發街永光印務館工作，該廠是我舅公和表叔們開辦的。據悉先父早年亦佔部分股份，故戰時也在該館幫忙。記得一次警報響起，說盟軍戰機來轟炸。警報解除後，有消息說灣仔被夷為平地。我和先母一聽到消息就嚇得魂飛魄散，因為先父工作的地方是在聯發街，近灣仔大佛口附近。於是先母立即帶著我趕去看看是甚麼情形。由於當時並沒有交通工具，我們便被逼徒步由灣仔道尾走到大佛口，要經過修頓球場，路程是蠻遠的。我還記得當時沿著電車路走到修頓球場，就見到滿地都是屍骸斷肢，但都只是見到斷手斷腳，卻沒有看見人頭，而且屍骸身上都好像混滿了黃泥，我們要跨過屍體前進。我們繼續沿著電車路走到聯發街，一去到聯發街口，我和先母嚇得幾乎要相擁而哭，只見街口被炸開了一個大洞。由於永光印務館在街尾，我們在街上左閃右避，從街頭終於來到街尾。一到永光印務館就大叫先父的名字，但四周鴉雀無聲，沒人回應。我們心有不甘，繼續大叫，直至有人回應。原來他們以印刷用的石板砌成一個防空洞，他們就躲在石板防空洞裡面。一見到先父平安，我們才放下心頭大石。聽說盟軍是要炸毀海軍船塢，但卻誤炸灣仔區。當時灣仔區在不少房屋被炸毀，這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時值1943年 [編註：該是1945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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