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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陳雲：雅俗交會與香港流行文化
陳雲：雅俗交會與香港流行文化
「香港是大陸南來學者與文人的避難所，也是左右政治勢力的角力場，港府在此中採取平衡政策，只要不涉及有實質行為後果的暴力煽動，便盡量保障各方的言論與結社自由。
一如民初上海租界之文化避難所，在當時政治與歷史環境下，港英政府的放任政策確曾為香港的粵劇、電影、哲學、國學、文藝創作及流行文學提供了寶貴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餘地。」
陳雲，2008，《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上卷)》(58-59, 62-64頁)，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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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平衡時代的自由文化環境
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人民共和國初期，士子文人南遷避秦，不得已販文謀生，俗民亦因本地工業初興，囊有餘錢，花費遊樂，加上新興媒體如報紙、電台、免費廣播電視1、電影、流行歌壇與唱片初登巿場，亟待填充內容，第一代之文化企業家（如報人、製片人）又多是文人出身，惺惺相惜，相濡以沫，不如今日之汲汲謀利，鄙薄文人，觀眾仰望明星，愛護有加，仍未變成今日不愛惜藝人私隱權、酷愛閱讀藝人醜聞與走漏春光照片之消費者。廣告客戶選擇不多，仍未以大老闆之威勢指點創作。受美國、台灣慷慨資助之媒體（如美國新聞處資助之媒體及國民黨資助之報刊），亦開放言路，於是落難香港之文人，如魚得水，可以在通俗創作之中，面向大眾，寄舊中國之感情，開新時代之氣魄。另方面，中共積極資助報章及電影，而且為了面對本地巿場，風格寫實，譏刺時弊，港英政府亦以外交睦鄰為原則，大部分時間不予干預（暴動期間除外）。由是中、英、美、台四方資助的文化勢力在本地形成微妙的平衡，加上本地商人興辦的文化媒介，令文人遊走之空間廣闊，本地觀眾讀者的選擇多樣。於是文人之舊學新思，可以在新巿場、新媒體自由發表，而香港環境法治，創作又獲得穩定酬勞，文心大悅，是故通俗文運，波瀾壯闊焉。
雅俗交會與香港流行文化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當時英國在外交上一方面有意率先承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另方面卻在羅湖設立關禁，政治上香港又成為西方陣營圍堵大陸共產政權的前哨；此外，香港是大陸南來學者與文人的避難所，也是左右政治勢力的角力場，港府在此中採取平衡政策，只要不涉及有實質行為後果的暴力煽動，便盡量保障各方的言論與結社自由。文化藝術方面，大抵採取任其發展的態度，不予干預，也不予資助，各方都不得罪。由於與內陸的士人階層斷絕往還（即使有往還，內地文化也已走向蘇俄路線），南來文人的數量不多，南來文人的數量不多，又是喪失家世護蔭之落難書生，而香港官方為防沾染國共之爭，與之退避三舍，本地上流社會對他們的支援不足，無法形成一個高雅社會或文化沙龍群體，故此當時本地的文化事業主要以流行文化及民間文化的形式體現。
1一九六七年，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啟播，深刻影響香港普及文化及全球華人娛樂口味，有其開創性，亦有其腐蝕性。一九七三年，麗的電視（RTV）開台，一九八二年改名亞洲電視（ATV）。一九七五年，佳藝電視（CTV）開台，一九七八年因政府限制由教育電台轉型為商業電台而虧蝕倒閉。港英政府一貫用限制發牌方式，柔性控制本地電台及電視台的節目方針與意識形態內容，惟本書篇章有限，難以分述。
2早在一九五○年，英國就有意與中共建交，雙方亦有談判，但由於英國在支持中共恢復聯合國席位問題之上舉棋不定，雙方一直到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後，始在當年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此等民間藝術乃民間自辦，政府沒有資助也沒有壓制，故此即使當時港府曾用民政法例管制民間戲曲的演出（如因搭建戲棚的場地及安全問題），華民政務司也審查報章及電台廣播劇的內容，這段時期的文化政策仍可歸為放任自由時期，或者僅有反應式的文化政策（reactive policies）。
本土文化中，由於粵劇和電影受到民眾歡迎，發展蓬勃，粵劇名伶輩出（新馬師曾、小明星、何非凡、芳艷芬、紅線女、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等），而高雅文人之加盟，鑄成經典名劇，如唐滌生的《帝女花》、《紫釵記》等；保障粵劇從業員福利的「香港八和會館」也在一九五三年成立。電影方面，中聯、新藝等公司的出品也膾炙人口，暢銷海外華人地區。抗戰勝利後及一九四九年之後，很多導演、製片人、劇作家和名演員從上海來港，掀起國語電影的熱潮。邵氏、電懋、鳳凰、長城等電影公司，都以香港為製作基地。香港的言論自由和對外發行的便利，加上商業繁榮，使香港一度成為亞洲電影之都。
除粵劇和電影之外，大陸學者及文化人南來，在本地傳承思想與文藝薪火。在國學及哲學方面，錢穆、牟宗三、唐君毅等大師（加上後來旅美的余英時），以新亞書院（舊校一九五○至一九六三）及《新亞學刊》和《人生》雜誌為中心，復興新儒學，創下不朽事業。文藝方面，南來作家如徐訏、徐速、慕容羽軍、司馬長風、劉以鬯、李輝英、趙滋蕃等創作嚴肅文學；查良鏞（金庸）、梁羽生等在港寫下現代武俠小說的經典巨著，加上本地國學大師（如饒宗頤）的著作，至今仍為香港文化之光。
當 時 文 化 雜 誌 出 版 旺 盛， 如《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一 九 五 二 至一九七四）、《人人文學》（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五3）、《文藝新潮》（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九）等，加上眾多報刊的文化副刊和專欄，提供園地予嚴肅的文化思潮討論，偶爾也有批評社會、鼓吹中華文化、抨擊殖民政府的言論出現，然而政府都大抵包容，不予貶斥；有論者聲稱政府放任自流的做法為「沒有政策的文化政策」4。 然而，一如民初上海租界之文化避難所，在當時政治與歷史環境下，港英政府的放任政策確曾為香港的粵劇、電影、哲學、國學、文藝創作及流行文學提供了寶貴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餘地。
註：此文章的註釋編號略為改動
3這兩本雜誌都受美國新聞處的資助，但編輯有很大的自由度，《中國學生周報》對香港青年的文化思潮和文學新秀影響尤大。參看黃維樑，〈香港文學的發展〉，載：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下）》，香港，三聯，一九九七，頁五四四。
4周凡夫，〈沒有政策的文化政策──九七前香港的官辦文化〉，《明報月刊》，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號。
陳雲，2008，《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上卷)》(58-59, 62-64頁)，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