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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呂大樂、王志錚：身份的失落
呂大樂、王志錚：身份的失落
「以前在中國大陸當商人、專業人士及知識份子的移民，基於不同的原因( 例如勞動巿場的需求狀況、學歷不被承認等)，他們當中不少均要面對下向的社會流動之苦。
對大批從中國內地來香港的移民來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生活並未有完全擺脫走難、流徙的感覺。
更深層的問題是他們移民來港後要面對雙重的身份失落的困 擾。」
呂大樂、王志錚，2003，《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21-25 頁 )，香港：三聯書店 ( 香港 )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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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失落
有關戰後初期香港社會狀況的研究不多。一些關於戰後初期香港社會的觀察記錄，大多指出當時資源短缺、居住環境惡劣、人民生活窮困1。至於對當時香港社會結構較有系統的描述，可參考 Hambro 為聯合國救濟難民高級專員公署所撰寫的調查報告 2。據當時調查資料所得，受訪者來香港前及抵達香港後的職業狀況如下：
從數字可見，不少移民到香港的華人都經歷了下向的社會流動、社會地位下降的情況：
在他們抵港之後，移民都經歷了相當明顯的職業結構轉變：
（一） 差不多全部農民都要轉業，他們主要轉往當其他體力勞動的職業；
（二） 體力勞動的職業的比例有顯著的上升；
（三） 較高等的職業的比例顯著下降；
（四） 失業人口的比例大幅上升。
必須指出的是，各類移民（包括戰前已來過香港的移民）同樣面對就業結構的轉變，而這個情況可以理解為人口流動及集中在城市生活的人口的一般現象。……儘管職業結構的轉變是不能避免的，這個過程其實包含了移民在職業上（同時也就是社會地位上的）降格的情況。這種社會地位下降的經歷在政治難民及政治經濟難民身上尤其明顯：他們當中分別曾有 47.7% 及 40.6% 做過較高等的職業，現在這些百分比跌至 10.8% 及13.4%，而與此同時，他們當中為失業人士的比例亦大幅上升3。
1有關戰後初期居住及生活狀況的描寫，見 Haroid Ingrams, Hong Kong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52）, pp.69-80；James Hayes, Friends and Teachers: Hong Kong and Its People 1953-87（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7-9。 除 居 住 環 境 外， 有 關 兒 童 失 學、 健 康 狀 況， 見 Edvard Hambr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Leyden: A.W. Sijthoff, 1955）, pp.50-63。 另 關 於 當 時 的 社 會 狀 況， 則 可 參 考 David Faure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ter 6。
2Hambro, 1955.
3同註 2，頁 45。
在各類移民之中，平均有 16.2% 可以做回他們原來或地位相若的工作，有少部分人可以改善其社會地位（9.3%），但大多數則要在社會階梯上經歷地位下降的痛苦經驗4。最為明顯者，是以前在中國大陸當商人、專業人士及知識份子的移民，基於不同的原因（例如勞動市場的需求狀況、學歷不被承認等），他們當中不少均要面對下向的社會流動之苦。
同樣的觀察，在《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亦有所提及：「目前在本港居住之難民包括各等級人士；大部分係曾經享過優越生活之窮人，例如在國民黨政府時期，在中國係為業主、商人、官員或軍人者；彼輩對恢復其以前在中國過活日子希望甚微，而其氣質亦往往因其所處逆境而加壞。此為亡命異地者之常事。5」而談到「徙置區域及其中居民之概況」時，該報告書又有這樣的描述：「居民本身，其生活水準大部分僅差堪自給，鮮有或簡直可說並無個人財產，其大多數在本港皆無根基，平日謀職困難，有等只獲得低微工金。6」在工業化初期，一般在香港生活的市民都要過着緊日子。
又或者應該這樣說，是一般在香港生活的家庭都要總動員去應付這樣的緊日子。鍾奉慈於 70 年代初訪問了居住在石硤尾徙置區的住戶，在近千名受訪者中有近四分之一於初來香港時屬於在家工作的家庭主婦7；這也就是說，當時在家做外發加工，甚為普遍 8。黃碧芬憶述幼年當童工的日子時說：
4鍾奉慈於 1973-1974 年間在石硤尾徙置區進行了一次調查（訪問了 948 個被訪者），嘗試瞭解移民來港後適應工業化、城市化的情況。見 Fung-Chi Chung, Migrant Adjustment in Hong Ko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hekkipmei Study, Hong Kong: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Press, 1980；'Changing occupational patterns among migrants of rural Chinese origin in urban Hong Kong between 1949 and 1974'. The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Academic Journal, Vol.10, 1983。她的調查資料所顯示的移民前後的就業狀況，跟 Hambro 所描述的相差無幾，見 Chung, 1980, pp.19 and pp.24-5。Hambro 與鍾奉慈的調查分別均顯示原來移民前當專業人士或經理者較難在戰後的香港社會裡找回與原來職業相近的工作。
5香港政府，《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香港：政府印務局，1956），頁 1。
6同註 5。
7Chung, 1980, p.24.
8有關當時僱用外發工的描述，見 Commissioner for Labour,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1953-54（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4）, p.13；F. Szczepanik, ‘Report o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and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Resettlement Estates Survey, June-September 1957’, Mimeograph 1957, p.10 and 15；關於外發加工與香港製造業之發展，可參考 Tai-lok Lui, Waged Work at Hom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Outwork in Hong Kong （Aldershot: Avebury, 1994）。
一年後（註：即一九五八年，作者六歲），我們搬到紅磡高山道，……半邊街上都是四層高的唐樓，樓上住人，地舖多是工場連住房。……那時很流行外發加工，同街的主婦和小孩子便有外發可賺了。……我小學三四年級時，香港製的塑膠花海外馳名，暢銷全球，我也開始了穿塑膠花的生涯。……我記得一枝玫瑰花要穿三片花瓣、一個花托、二片葉子，共六個工序。穿一籮（也就是十二打、一百四十四枝）可得工錢二毛半。不停手的話，一天也可穿得五毛錢。……有時，我父親晚上放工回來，也湊興替我穿花……9
當時一般低下階層家庭均要為口奔馳，生活在貧窮的狀況之中 10，有些要孩子到工廠學師 11、當童工 12，也有些甚至要向親戚朋友借貸以應付生活開支 13。總的來說，那是一個匱乏的年代。雖然多數的香港家庭的情況會較下面的例子好，但當時貧窮的確是一大問題：一個接受（註：指香港家庭福利會所提供的）援助的家庭的典型就會好像 H 太太的狀況。她的丈夫於一九五九年二月因肺結核病逝世，留下四名年幼子女。整個家庭住在一間天台陋室。H 女士嘗試做一些令人厭惡的清潔工作，但她的兩個孩子受到肺結核病的煎熬，而她經常需要帶他們去接受治療，而這用去了很多她原來可外出工作的時間。她本人亦體弱和缺乏營養，因此難以應付長時間的工作。家庭福利會給與他們額外的營養食物、衣物及每月經常性的援助金以應付日常的開支。同時也為她的一名子女支付學費14 。
9黃碧芬，「童工」，魏紹恩、羅啟銳等著，《我們是這樣長大的》（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頁 79-80。
10關 於 20 世 紀 60 年 代 的 貧 窮 家 庭 的 生 活， 參 考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Report on "Making Ends Meet" ',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Vol.1, 1965, pp.iv-117。
11Commissioner for Labour,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1953-54（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54）, pp.26-27.
12同註 8、11，頁 23，頁 35。
13Szczepanik, 1957, p.18。據該徙置區住戶調查資料，受訪的 445 戶中有 22% 舉債。
14原文出自 The Hong 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 Annual Report for 1959, p.6；譯自 Faure, 1997, p.254.
對大批從中國內地來香港的移民來說，五六十年的香港生活並未有完全擺脫走難、流徙的感覺。後來很多人形容這一代人是抱着「難民心態」（又或者「過客心態」）客居於香港社會 15，更深層的問題是他們移民來港後要面對雙重的身份失落的困擾。儘管香港的人口向來以華人為大多數，但當時整個社會的制度及氣氛都明顯地表現出一種殖民地的性格16，令這些移民特別感覺到自己作為中國人而暫居於一處由英國人管治的殖民地。這是第一層身份失落的意思。
與此同時，正如前面已有所討論，來港的移民不單要面對生活困苦的經濟環境 17，而且還要接受找不到原來自己所熟悉的工作，甚至是要下向流動的打擊。這是第二層的身份失落。當時在香港生活的移民，談不上對香港有甚麼經濟信心。在他們面前的香港社會，就是缺乏一種確定性。關於將來，是難以掌握和想像的18。
註：此文章的註釋編號略為改動
15類 似 的 論 述 見 於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12；Ingrams, 1952, pp.278-279；Han Suyin, A Many Splendoured Thing（London: Jonathan Cape, 1952）, p.33, 引自 Stephen Hoadley, ‘Hong Kong is the lifeboat: notes 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8, 1970, pp.210；Richard Hughes,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2nd Edition （London: Andre Deutsch, 1976）, p.129。
16對於 20 世紀 50 年代香港社會的殖民地環境與氣氛，相關的記述並不多。余叔韶作為一個在當時有機會到英國留學的年青人在他的自傳中有這樣的討論：「……在那年代當上大律師，絕不能保證獲得豐裕生活和大好前程。難怪到了一九五零年，我在香港正式加入這個行業時，在全港大律師名冊上不過排第十一位，數華人更只是第二名。……當時香港的殖民地氣氛如此濃厚，我很明白若我未能置身於一門自由職業──例如當上大律師，而貿然回港，以本地僱員身份去謀一技之棲的話，少不免會淪為被歧視的對象……。」余叔韶著，胡紫棠譯，《與法有緣》（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8），頁 104-5。盧瑋鑾憶述 50 年代的成長經驗時，說：「陌生而沉重的國家民族情懷，隨着周報（註：即《中國學生周報》）的理論、文學作品慢慢滲入心脾。面對的現實世界，我們沒有故園家國之思，但開始探索人生的年齡不免苦悶，而五十年代的貧困匱乏，也足夠使我們隱約感到無奈和軟弱。……我說五十年代，本港年輕一代對香港有憎惡感，沒有任何統計數據，很不科學，但跟同齡人談起，果然都道年輕時候的確對香港沒有好感，理由不明。」盧瑋鑾，《香港故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頁 60 及頁 62。至於英國人的觀察，見 Hayes, 1996, pp.9-14。
17Ingrams, 1952, p.279。Ingrams 特別強調當時香港對移民的吸引力，並不在於它的生活條件明顯地比較大陸好得多。
18在我們看來，最能表達這種近乎悲情的感覺，是粵語電影《父母心》（馬師曾、黃曼梨、林家聲、阮兆輝主演，秦劍導演，中聯電影企業有限公司出品，1955 年）。
Lui, Tai-lok and Wong, Chi-tsing. (2003) Observations on the Situation of Hong Kong Middle Class.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pp.2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