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延伸閱讀 – 張詠梅：副刊的「守門人」
張詠梅：副刊的「守門人」
「那時候，正是抗日戰爭結束後繼續三年內戰的時期，一群文化人集中在香港，等待『天亮』日子來臨。……在這期間，分別到過我的住處來的，除了周綱鳴先生，還有洪遒先生，夏衍先生，司馬文森夫婦，韓北屏，林林，陳殘雲夫婦，華嘉，黃蒙田；而最多來往的是黃谷柳，胡明樹和柳木下，因為他們都是住在九龍城地區，同我的距離最近。（侶倫〈惆悵的追憶〉)」
張詠梅，2011 「副刊的『守門人』——從《華僑日報．文藝》(1947.2.23-1954.11.9)作品看副刊主編的角色」，載於梁秉鈞、陳智德、鄭政恒 ( 編 )，《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25-27 頁 )，香港：匯智出版。
* * * * * *
副刊主編的文壇關係網絡
在 1947 至 1950 年間，不少因國共內戰而南來的左翼文化人在這個副刊上發表作品，如司馬文森、胡明樹、黃谷柳、樓棲等。侶倫在〈藝壇俯拾錄〉（三十八則）中提到：「解放戰爭初期，國內大批文化人湧到香港，他們有部分人都向《文藝週刊》投稿。經常在那裏發表文章的作家，有黃谷柳、司馬文森、胡明樹、柳木下、華嘉、鍾敬文等。」 1另外又在〈四十年代的光與暗〉中提到「國內戰爭又打起來了。漫天風雨待黎明，國內的進步文化人又從四方八面來到香港，……《華僑日報》的〈文藝週刊〉……都是他們發表文章的地方。」2 從四○年代末期的《華僑日報 ‧ 文藝》來看，侶倫的憶述基本上是準確的。
四○年代末期南來文人大多不滿國民黨而傾向左翼，左翼思潮成為當時香港文壇的主流。鄭樹森談到「文學界在四十年代後期幾乎變成政論界，對政治的興趣、介入似遠比創作還大。由此可理解四十年代後期文學的政治化、左翼化及政策化。」3在當時的社會情境下，侶倫無可避免會受到時代氛圍的影響。此外，他與當時留港的左翼文化人時相往還，在〈惆悵的追憶〉中憶述當時與他們交往的情況：
「那時候，正是抗日戰爭結束後繼續三年內戰的時期，一群文化人集中在香港，等待『天亮』日子來臨。……在這期間，分別到過我的住處來的，除了周綱鳴先生，還有洪遒先生，夏衍先生，司馬文森夫婦，韓北屏，林林，陳殘雲夫婦，華嘉，黃蒙田；而最多來往的是黃谷柳，胡明樹和柳木下，因為他們都是住在九龍城地區，同我的距離最近。」4
這群文化人包括南來的左翼作者，還有本地文藝青年，由於彼此的友誼，他們自然成為《華僑日報 ‧ 文藝》初期的基本作者群。
但是，從資料上印證，筆者想補充當時《華僑日報 ‧ 文藝》的作者群除了左翼南來文化人以外，尚有編者侶倫、本地作者葉苗秀、雅谷、琳清、黎明起等，兩者並存於《華僑日報 ‧ 文藝》的版面上。侶倫也沒有提到 1950 年後作者群的變化，當左翼文化人逐漸離開香港，他們的作品不再見於版面，較常見的多為本地作者葉苗秀、柳木下、雲林等，直至1954年11月9日停刊為止。
假如只看編者的說法，也許會得到《華僑日報 ‧ 文藝》主要刊登左翼文化人作品的印象，證之於文獻資料，這只是《華僑日報 ‧ 文藝》的其中一面，南來文化人與本地作者的作品，從一開始就並存於副刊之中，經過 1950年的過渡階段，《華僑日報 ‧ 文藝》的作家群基本上是編者侶倫及本地作者。在五○年代初期，雖有不少右翼文化人來港，但侶倫並沒有選擇刊登他們的作品，除了因為主編的文壇人際關係以外，恐怕也與侶倫對他們的看法有關，他在〈四十年代的光與暗〉中提到：「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來自國內的文化人都先後回去以後，香港文壇很快又換上另一種局面。原來的一股熱辣辣的空氣給另一股低沉的冷流所代替。」 侶倫在敍述過程中表達了價值判斷，他用冷和熱的對比說明他對四○年代末期到五○年代初期香港文壇轉變的看法，基於主
編的文壇人際關係及文學理念，自然沒有在《華僑日報 ‧ 文藝》選刊右翼文化人的作品了。
註：此文章的註釋編號略為改動
1侶倫：〈藝壇俯拾錄〉( 三十八則 )，見《向水屋筆語》，頁 61。
2侶倫：〈四十年代的光與暗〉，見《向水屋筆語》，頁 42。
3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國共內戰時期(1945-1949)香港文學資料三人談〉，見三人合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 (1945-1949)》(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 )，初版，頁 6。
4侶倫：〈惆悵的追憶〉，見《向水屋筆語》，頁 127。
張詠梅，2011「副刊的『守門人』- 從《華僑日報．文藝》(1947.2.23-1954.11.9)作品看副刊主編的角色」，載於梁秉鈞、陳智德、鄭政恒(編)，《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25-27頁)，香港：匯智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