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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也斯：五、六十年代流行文化與電影
也斯：五、六十年代流行文化與電影
「有時文化的發展，並不僅是依循政治或經濟的模式。我們看五、六十年代的電影，往往看到更豐富的文化面貌。不光是左右派文化的衝突，更重要的原來省港澳的粵語文化與來自上海等地的都會文化如何逐步融和，加上五、六十年代香港逐步工商業化，與戰後出生一代逐漸成長，人口年輕化，鄉土觀念淡薄，家庭結構改變，傳統民族和倫理的觀念受到衝擊，西方文化影響愈重，在種種力量互相拉扯之下，形成了香港獨特的雅俗混雜的都市文化。」
也斯，2002，「五、六十年代流行文化與電影」，載於香港電影資料館 ( 編 )，《七彩都會新潮：五、六十年代流行文化與香港電影》(2-3 頁) ，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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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影除了看演員的演技、導演的功夫、故事的曲折動人，也可以看到一個時代社會文化的折射；通過一系列的電影，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去探討、去回顧，歸納出一些特色。一齣電影，未必就是一個時代社會文化的反映，但電影到底是某一時期社會文化的產物，電影與文化，往往有着複雜牽連的關係。對過去的文化知道多點，看電影的樂趣也更大。若果能通過看電影，也了解多一點我們自己過去的文化，知道我們的城市是怎樣走過來的，這不是也很好嗎？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怎樣的社會，產生的又是怎樣的文化呢？1949年以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令人口在短短數年之間，增加了一百多萬人，大部份人生活貧困、謀生不易、居住環境狹窄。在文化上，除了一向在省港澳之間共同流通的粵語文化，還湧入上海帶來的都會文化，加以香港在韓戰後工商業逐漸發展，一直與西方接觸頻密，在六十年代以後西化更強的影響下，香港揉合各種影響而發展出自己的文化來。
過去對五十年代文化的討論，有一個主流的說法是從「冷戰模式」的理論去理解，即認為戰後美蘇兩大集團，分別代表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分別支配了全球各地的政治和文化生態。用這個角度來看香港文化，五十年代最明顯的特色就是左右對立的爭持了。
但有時文化的發展，並不僅是依循政治或經濟的模式。我們看五、六十年代的電影，往往看到更豐富的文化面貌。不光是左右派文化的衝突，更重要的原來省港澳的粵語文化與來自上海等地的都會文化如何逐步融和，加上五、六十年代香港逐步工商業化，與戰後出生一代逐漸成長，人口年輕化，鄉土觀念淡薄，家庭結構改變，傳統民族和倫理的觀念受到衝擊，西方文化影響愈重，在種種力量互相拉扯之下，形成了香港獨特的雅俗混雜的都市文化。看電影除了從電影的藝術、電影的類別去看，也可以連起當時的文化去看，幫助我們由更廣闊的角度去欣賞電影，也從電影去管窺更豐富的文化面貌。在五十年代，在流行文化方面，文字印刷的報刊與電台廣播仍然是最主要的媒介。電影裏出現的流行音樂、使用的言語、人物的造型、生活的方式、道德倫理的取向，與當時傳媒中的流行文化有密切不可分割的關係，實在值得我們好好探討。
特刊裏會有其他文章談到流行文化如漫畫、音樂等與電影的關係，這裏試從電影的題材，尤其是劇本方面入手略談一二。香港電影的劇本，一向被視為尚待發展的一個環節，那麼不妨回顧，在五、六十年代是如何發展出比較多元化的劇本來呢？我們會發覺，五、六十年代的電影劇本，有些改編自傳統戲曲，有些改編自電台的天空小說 ( 如艾雯、李我等人的作品 )，既有電懋的文人電影，由宋淇、張愛玲、秦羽等文人參與編寫劇本，有改編五四以來名家如巴金、曹禺的作品，也有採用當代的姚克、熊式一等的戲劇作品，徐訏、劉以鬯、徐速、沙千夢、趙滋蕃的小說，其中更多的是改編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流行小說。
香港報上的連載小說，繼承了清末民初以來報上連載小說的傳統，加添了品種、變化了文類，迎合了不同文化和年齡的讀者，也引發了新的想像。報上的連載，除了言情、武俠，還有歷史小說 ( 南宮博 )、偵探奇情、市井傳奇。寫作人也扮演不同的角色，如 1959 年創辦《明報》的金庸，既是撰寫社評政論的社長，也是連載武俠小說的叫座作者；三蘇既用史得筆名寫言情小說，也以三及第文筆寫市井的日記，又寫《豬八戒遊天堂》之類的社會諷刺幻想小說，後來更以怪論著名；倪匡也繼承三蘇寫怪論，但他更為人知的可能是以魏力筆名寫的女黑俠木蘭花與衛斯理筆名的科幻小說；劉以鬯當年賣文維生，既每日寫十多段言情的流行小說，又於1962年在《星島晚報》連載日後被譽為「中國第一本意識流小說」的《酒徒》，實驗創新之餘，亦對流行文化中的不良現象痛心指斥。
這種雅俗文化互相共存，既矛盾又融匯的現象確是香港的特色。而五、六十年代電影亦正是吸收了這豐富的雅俗文化而產生了獨特的面貌。提到五、六十年代的流行小說，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是創辦環球出版社以及一手帶起「三毫子小說」潮流的羅斌。像不少當時南來的文人一樣，羅斌也把他從上海已經開始經營的文化事業 ( 環球出版社 ) 帶到香港，而又在香港因應香港的文化背景和市場作出變化，他在港創辦的環球圖書雜誌出版了各種不同類型的雜誌，如以婦女為對象的《家庭生活》、消閒性質的《東風畫報》、介紹西方新趣的《西點》、以電影為主的《環球電影》刊登武俠小說的《武俠世界》、驚險小說的《藍皮書》、情色內容的《迷你》和《黑白》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環球文庫出版的普及袖珍流行小說單行本，薄薄一本，售價不過三毫或四毫，因以為名。其中出版的小說也包括愛情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及都市奇情小說。羅斌本人亦創辦《新報》和《新夜報》等，先後與人合資組織港聯影業公司，其後獨資改名為仙鶴港聯影業公司。不但他旗下出版刊物的流行小說被其他電影公司改編為電影，他自己旗下不同的作家亦可在報上連載、出版成書、拍成電影，針對不同的讀者羣，迎合不同媒介的受眾。
而建立起流行小說的環球出版社，卻又同時出版香港五十年代最重要的一份文藝雜誌《文藝新潮》。
《文藝新潮》在 1956 年創刊，由馬朗主編，先後譯介了不少法國存在主義小說、英美現代主義詩作、小說和戲劇，推動現代主義文學，刊登了李維陵、楊際光、劉以鬯而至稍後一代杜紅、葉維廉、崑南、王無邪的創作與翻譯，雖然只辦了十五期，但對港台現代文學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但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刊物裏的作品，會發覺除了上述現代派作家，其實也有以流行小說著名的鄭慧執筆的翻譯，也有電影界的王植波、易文、秦羽等人的作品和翻譯。這種雅俗文化滲透，以及五十年代電影與文化較緊密的合作關係，實在可以擴充許多過去對五十年代文化比較簡略的看法，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傳媒的發展、口味的多元化、都市生活的描繪 ( 從刻劃現代都市愛情的言情小說到追尋城市罪惡迷宮的驚險小說 )，西方文化的影響，都有助於逐步建立香港的都市文化。一些源自中國傳統的文類，如武俠小說，也在香港的文化背景中，在金庸和梁羽生等人筆下形成了新派武俠小說，如從傳統的民族大義轉向兒女私情，從黑白分明忠奸對立到探索個人的生命價值取向，從武俠招式到心理抽寫，還有俠客的年輕化率性化，打鬥場面吸收電影的視覺技巧，加上影視傳媒的普及演繹，也令這傳統文類變成都市文化的一部份。
驚險俠盜故事對現代化而來的種種都市罪案探秘，對法治的嚮往與法外的想像，對都市疏離扭曲的心靈加以測度與理解，本來就是都市想像的產物。從小平流行於上海開始的《女飛賊黃鶯》系列到香港倪匡的《女黑俠木蘭花》系列，強調了女俠形象，加入了現代機關與高科技鬥智。而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則以三及第文字，從華埠風雲發揮了異國想像，大概也針對了外埠的市場和口味。
廣義的社會言情小說當然就更多牽涉到香港五十年代的社會生活和文化了。如三蘇的《經紀日記》就寫了當時種種中間人式的生意手段和生活方式，改編的《經紀拉與飛天南》電影更加插了香港都市當年的風景名勝的片段。但電影畢竟不一定是如實反映，我們反而可能在文人影人敘述故事之中，看到他們如何處理道德曖昧的處境，思考甚麼倫理因素，又提供了何種對民心的安慰與宣洩。愛情故事始終是最受歡迎的，但楊天成的「追女仔」故事，鄭慧的細膩倫理愛情，以至《西點》中比較西化 ( 包括故事場景和主角的洋名 ) 的依達的都市愛情，以及隨之後起的亦舒，當然都各有不同的敘事策略，針對不同的消費階層，也為電影提供了不同的材料。
重新挖掘材料，認識過去，本身是一個認識今日的過程。個別電影未必就看到社會全貌，因為藝術的創作是對現實的反應而未必是反映，但實例看得更多，也就幫我們避免一概而論。電影也許可以幫我們思考香港的文化身份，但我們也得小心求證，以實例檢驗，萬不可理論先行，以偏概全。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也不一定是直線往前，許多因素，前後挪移，新舊夾雜，是研究的考驗，也可是樂趣。
嶺南人文學科研究中心與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合作是一次愉快的經驗。電影資料館的羅卡先生各位不但給予了八位同學一次很難得的研究和籌辦展覽的經驗，而且不厭其煩給予指導、幫忙，引發思考，寬容提點，前輩風範也令同學得到學習做事做人的體會，我們十分感謝。希望這次的展覽，也引起更多年輕朋友對整理及研究早年本土文化的興趣。在研究的過程，大家特別感到電影資料館難得地在資料收集、整理、放映、研究、教育、社區文娛方面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相對來說，文學方面還沒有相應的做法。即使當年流行的鄭慧，現在要找她的小說，尤其改編成電影的《黛綠年華》等，已經都不容易了。香港文學資料的散佚，實在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希望能有更多有心的朋友關心這個問題。
也斯，2002，「五、六十年代流行文化與電影」，載於香港電影資料館(編)，《七彩都會新潮：五、六十年代流行文化與香港電影》(2-3頁) ，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