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延伸閱讀 – 羅卡：冷戰時代的《中國學生周報》
羅卡：冷戰時代的《中國學生周報》
「《學周》在整個五十年代通過文字和文娛活動啟導青年人傾向人文主義、自由主義，溝通右傾的僑校、有名望的教會學校和受政府控制的官立、津貼學校間的師生交流、十年間已見成效。但它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科學精神。仍止於口說的一套，在當時的香港、台灣更不要說中國大陸，都未能落實，甚至每況愈下，這恐怕難免是令人氣餒的。」
羅卡，2009，「冷戰時代《中國學生周報》的文化角色與新電影文化的衍生」，載於黃愛玲、李培德 (編)，《冷戰與香港電影》(111-116 頁)，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
* * * * * *
引言
《中國學生周報》（以下簡稱《學周》）創刊於 1952 年 7 月 28 日，停刊於 1974 年 7 月 20 日，22 年間共刊行了 1,128 期。它的創刊剛好迎上韓戰後期，美國加強對中國大陸的軍事、政治、經濟與文化圍堵；在東南亞自由地區通過軍事、經濟與文化援助，影響當地政府加強對共產主義活動的禁制，嚴防其思想的傳播。在其後的廿多年，不斷與當地的左派勢力進行對抗。特別在文化戰線上，通過大量的資金與實質援助影響當地的傳媒、教育、出版機構，宣揚美式西方民主、自由、科學和美國生活方式以抗衡中共的文化統戰。
《學周》是友聯出版社旗下的首份期刊。該社由一群 1949 年前後由大陸來港的青年大學生創辦，其共同想法是不同意馬列主義，反對大陸的共產政權，要「教導自由世界，尤其東南亞的中國青年認清共產主義和共黨統治的真相，與東南亞其他人民全心合作，以對抗共黨的顛覆活動。我們所有中文出版物，殊途同歸地都以東南亞華僑為主要對象──知識份子、青年學生、以及兒童。」（刊於友聯出版社介紹小冊，轉引自《博益月刊》第 14 期，1988 年 10月 15 日）。《學周》出版後，友聯先後再出版了對象是知識份子的《祖國周刊》（1953 年 1 月創刊）、《兒童樂園》半月刊 (1953 年 1 月創刊)、《大學生活》月刊（1955 年 4 月創刊），並設立了研究中國國情的友聯研究所，和友聯書報發行公司，友聯印刷廠等。
反共無疑是《學周》的其中一項任務，但《學周》並非一份政治刊物而是份文化刊物，觀其 22 年來的表現，它起的作用是要從思想與文化生活上影響青年一代，是比較長期的潛移默化。其中文化生活包括青年人的娛樂喜好、課外活動、文化藝術欣賞與創作。
本文觀察、分析《學周》在五、六十年代左右派文化統戰中所扮演的文化、藝術角色，嘗試了解西方自由主義、現代主義如何混融於它一向堅持的中國人文傳統本位，和這幾種力量在不同時期的碰撞、爭持。論述範圍會由它在五十年代文化統戰中所起的作用和顯著特徵，逐漸縮窄到它看待西方文學藝術的態度，特別是電影這個方面。之後集中探討它在六十年代引進西方現代電影思潮，形成一股欣賞、評論與創作的活潑風氣，從而衍生了七十年代香港的新電影文化的歷程。
至於美援如何作用於《學周》及其領導機構友聯出版社、《學周》的內部結構，經濟運作和其業務發展的關係，這些研究都需要大量的一手資料而目前並不具備，因此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本文研究主要從外部觀察和《學周》的文本表現著眼。由於作者在《學周》編輯部工作了七年，自然也帶有一些內部觀察和個人體驗的成份。
《學周》的萌芽期
《學周》創刊時宣稱這是「由中國學生辦的，為中國學生辦的」刊物，「因此才能真實反映中國學生的心聲，由它做紐帶，把海外各地區的青年同學們連成一氣，用它來互相傾吐情感，溝通思想，交換知識，從而獲得新的信心，重新振作起來摸索我們祖國的前程。」為自由世界作文化統戰的目的昭然若揭。但《學周》的一個重要特色，也是最顯成效的地方是它從思想與文化生活多方面去體察和接近青年人，態度熱誠親切，有別於一般的文化統戰刊物。
1952 年 7 月創刊時只有四版，其中學界新聞、動態佔一版，「生活與思想」佔一版，主要刊登學生、青年文藝習作和議論短文的「拓墾」佔一版，最後是比較成熟的文藝創作「新苗」、輕鬆的生活知識趣味「快活谷」和學界體育活動消息共佔一版。到 1952 年 12 月，擴增到八版：1）海外及本港文化、教育消息與社論「學壇」；2）生活與思想；3）讀書研究；4）體育；5）新苗；6）拓墾；7）快活谷；8）藝術生活。
就中可以看到，比較嚴肅地談思想與學習的只有兩版：「新苗」、「拓墾」都是文藝版，且以刊登青年、學生的來稿為主：「快活谷」、「藝術生活」都以較輕鬆的方式或評介或談論日常生活和戲劇、電影、音樂、繪畫藝術，而且也大量刊登學生的投稿。這樣一份專為學生、青年而辦又多方面照顧的刊物，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和海外華人社會都絕無僅有，因此出版不到一年就受到學界和學生的歡迎。四個月後宣佈成立學生劇團和籃球隊並公開招收成員，五個月後擴版至八版，並有時附加畫頁。在創刊一周年報慶時，它透露銷路已從最初的數百份擴大到兩萬多份，分銷到台灣（只部分訂戶）、東南亞和歐美華人社區並建立了發行網。在香港，報攤之外，已在 127 間學校建立了代售站，有45 間書店代售，每期單在港九新界實銷已達 12,000 份。
徵求電影評論
《學周》在重視文藝之同時，似乎特別看重電影這青年人特別愛好的流行藝術／娛樂。在創刊的頭幾期已有談電影創作和欣賞的短文，並公開徵求影評來稿。第四期起就出現個別影片影評；而從第六期起，署名辛生的影評人就經常出現，評論的影片以外語片為多，間中也寫寫國語片。《學周》的學生劇團首次公演國語話劇《大馬戲團》，他有參與劇本改編的討論，並寫了多篇有關這個劇的推介和評論。
藝術生活版每期至少有一篇談論電影的文章，辛生的影評、劇評斷斷續續寫了一年。基本上，他採取溫和理性的態度和筆法，即使左派公司的出品，他也嘗試客觀地去欣賞批評。他崇尚西方的自由主義，卻是帶著未曾充分享有過民主、自由、科學成果的中國知識份子的艷羨目光去看西方藝術。在評論改編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名作《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的影片《淘金夢》（第 29 期，1953 年 2 月 6 日）時寫道：「看了《淘金夢》很感動，因為它發掘了生活痛苦的根源，表現出自由的可貴，和人類向上的希望。」同時既感喟又羨慕美國的言論自由，可以同時宣揚商品／資本主義，又容許批評資本主義。當然，在《學周》的篇幅中，批評資本主義的文章絕無僅有。
像辛生那樣受著傳統的薰陶卻又崇慕西方自由主義，以一種比較開明、兼容的態度看待藝術的作者尚有不少。比方黃友棣的〈古典派•浪漫派•現代派〉（第 36 期，1953 年 3 月 27 日）認為三派並非對立的，反而是一種延續發展的現象，而藝術貴在「自由創造」。但在另一篇〈爵士音樂的特性及其他〉（第37 期，1953 年 4 月 3 日）則認為爵士樂是「一種生活態度」、「生活的點綴」，偶爾聽聽無妨，但要追求「優美恬靜的精神安息」還得「回到古典音樂的樹蔭下」。平原在〈什麼是藝術？〉（第 41 期，1953 年 5 月 1 日）中表示：「我們提倡藝術的表現自由、創作自由和欣賞自由。『為人生而藝術』是一個自然的道理……不過『人生』兩字是廣義的，它可以代表藝術家主觀的人生，也可以代表藝術家客觀的人生。」他贊成自由創造，卻不贊成絕對個人主義的藝術。作者弓山在〈繪畫是否要求似？〉（第 35 期，1953 年 3 月 20 日）中承認欣賞繪畫不必求似，也不必斤斤計較是否看得懂，與物象有所距離仍可以欣賞其色光之美，顏色變化及構圖的奧妙。
《學周》在創刊的第一年和繼後的兩三年，雖然不斷有標榜自由、民主、創造的言論出現，但它所刊登的文藝創作（小說、散文、詩）和評介的文學藝術，其風格和題材都嫌單調。一般都局限於對家國的感懷、對現實的不滿和個人的瑣碎情感，而且只是在較短的篇幅中作比較直截粗淺的抒情、寫實。它所評介的文學藝術也多局限於中外古典到近代文藝，或五四以來的中國文藝，對當代的文藝思潮與作品甚少接觸，更少認真推介。到 1956 年初，開始刊登台灣比較成熟的短篇小說、詩作（來自一批不走官方路線的作家）。1956 年 4 月，增設穗華版，專發表六至七千字長的寫得比較細緻的小說和西方作品譯文。這些創作可說是功力較好、藝術性較高的，但作者大多是外地人，寫來完全不觸及香港的現實。民族主義、人文主義和反共成為這時期的創作，思潮的主要特色；即使有對西方文藝思潮的討論也是五四文化運動以來那種西化派與傳統派之爭的延續。
從第 62 到 66 期，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關於青年人應如何看電影的爭鳴。首先是一位同學提出這個問題，看電影是為了娛樂調劑，他不喜歡嚴肅的文藝文，卻愛看七彩歌舞片、驚慄片。跟著有同學回應，往後幾期刊出的意見都不同意他，大都認為娛樂應以「正當」、「正派」為尚，應多看「教育片、倫理片、文藝片和有正確性的歷史片，不應看肉感片、歌舞片、神怪片。」亦有認為看電影目的「一方面為消遣，一方面使我們養成判斷及批評的能力。」
到第 69 期，編者作出總結，透露了其間共收大小來稿七十多件（但只能刊出一小部分），他的結論是：「青年人要懂得選擇……要分別無聊的色情片，含有宣傳作用的影片，不要讓他們迷亂、刺激、要多些思索，要了解到和區別低級趣味」，學習「深入欣賞有藝術價值的好影片」。編者又要求青年學生不要一味愛看西片而輕視國片，要加強關注國片，「提出其不足之處」，使國片加快進步。
同期正好有一篇何夢華的〈站在電影與話劇之間〉回應了這一論調：「從社會教育這一個觀點上看，話劇和電影都負著同一使命，它們都是藉著適合大眾的欣賞能力，教育人群，從現實生活中領導群眾，走上正當的道路。」
五十年代的電影評論有一個共通於左派和右派文化統戰的論調是：電影應為人生而服務。它們都不欲張揚地要求電影為政治、為人民、為進步的社會服務，而美言之為「為人生而服務」。分別只在於何謂美好人生，左右兩派有不同的說法。這樣要求藝術的器用功能，必然導致評論藝術時注重思想，意識，要求有明確的、正當的主題，能導人向善，並以一般人能欣賞的「藝術手法」加以表現。其最終目的是帶領群眾逐步走上正確的道路。
《學周》的電影評論以至藝術評論，稍有不同的是較為開放些，承認有比較高深的但有藝術價值的影片值得深入欣賞，承認予人「優美恬靜的精神安息」的古典音樂以外，也可接受張揚感官享受的爵士樂，作為「生活的點綴」聽聽也無妨。認為欣賞繪畫「也不必斤斤計較是否看得懂」；為人生而藝術也要考慮到藝術家主觀的人生。
1955 年 1 月 7 日第 129 期起增加篇幅至出紙三張共十二版，仍售一毫，除固有的版面外，另增科學世界版、英文版、畫頁和大量刊登青年學生投稿的種籽版。「快活谷」／「生活圈」、「藝術生活」（易名為「藝叢」）和幾個文藝版都加強了內容份量。與此同時為學生提供課餘活動的通訊員興趣小組也增至多個：話劇組、音樂組、體育組、文藝組，每個星期有兩個晚上和星期日整天，為學生們提供導師、場地作免費練習。此外，每年舉辦一次助學金徵文比賽，優勝者可獲得數十到數百元的現金資助學費，和力求上進的鼓勵。
與《青年樂園》的競爭
1956 年 4 月 14 日，左派支持的《青年樂園》周報（簡稱《青樂》在港創刊。它的內容、分版、編排和舉辦青年活動的作法，都明顯地有著和《學周》競爭的意味。不同的是《學周》創刊之初已標示其文化使命、民主自由理念和國族關懷，《青樂》卻在意識形態上故意低調，不突出它的思想路線，反而強調趣味性、親切感、主要為莘莘學子提供健康的文娛活動、課外輔導，以吸引左校以外的學生與職業青年讀者，進而投稿和參與報社舉辦的活動如旅行、球賽、攝影比賽等。因此，版面內容一般比較《學周》淺易，刊登的投稿也特別多。至於評介文學、藝術的篇幅就較《學周》為少，偏重刊登攝影、畫頁、漫畫這些能直觀上吸引人的東西，較少討論觀念、理論的文章。影評卻經常有，但多是極短的集體評論，每人一小段發表一下意見。要言之，《青樂》的策略是要平易近人，吸引各種文化程度、階層的青少年讀者，以分化《學周》的影響力。
但《青樂》似乎搶走了不少《學周》的核心讀者，兩者基本上是各自發展。在《學周》四周年報慶（第 210 期，1956 年 7 月 27 日）之際，署名耿不屈的文章〈化腐朽為神奇〉以旁觀者的身份盛讚《學周》在文化戰線上獲得的成果。他指出海外出版的自由報刊雖然讀者總量上較左派報刊為多，但甚少風行暢銷的：《學周》是特殊例子。他說：「據知今天港九的大中學生十人之中有一人買《學生周報》，由此推算，至少十人之中有三人是讀《學生周報》的。」他認為《學周》能發展出「合乎海外文化情調的新形式」在於：1）富於活力與趣味性：2）創造了以事象來表達思想而非以理論表達思想的方式。到九周年報慶之際（第 470 期，1961 年 7 月 21 日）它的社論文章〈像樹木一樣的生長〉宣稱「左派青年刊物亦正如附在她身上生存的頑藤，但《中國學生周報》在風雨凌厲之中屹立，在頑藤纏繞之下堅強地生長，永遠保持其青葱的盎盎生機。」
上面所引的應景文章不免有著自勵、自勉與自慰之詞。其實對於身處自由世界、不滿共產政權又崇慕西方民主、自由、科學精神中國人來說，五十年代香港的大氣候是鬱悶、憂抑的。反共反了十多年，但中共政權並無崩潰之象。台灣國民政府為求自保實行獨裁，大力壓抑人民的訴求，迫害民主人士、異見份子，缺乏改革新生的表現。在香港，英政府能允許的民主自由很有限度，廣大市民既未享有民主自由，亦不懂如何爭取。西方對蘇聯的多年冷戰也佔不了上風，處於被動。1956 年波蘭工人的反蘇運動和 1957 年的匈牙利政變都給蘇聯大軍鎮壓了下來，西方只能旁觀吶喊，加不了援手。這些，都不免令海外中國知識份子為之唏噓，也明白到「反共」是一段漫長的歷史過程，而在海外做文化工作需要不斷付出持久的努力。
《學周》在整個五十年代通過文字和文娛活動啟導青年人傾向人文主義、自由主義，溝通右傾的僑校、有名望的教會學校和受政府控制的官立、津貼學校間的師生交流、十年間已見成效。但它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科學精神。仍止於口說的一套，在當時的香港、台灣更不要說中國大陸，都未能落實，甚至每況愈下，這恐怕難免是令人氣餒的。
羅卡，2009，「冷戰時代《中國學生周報》的文化角色與新電影文化的衍生」，載於黃愛玲、李培德(編)，《冷戰與香港電影》(111-116頁)，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