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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黎鍵：戰後的西洋音樂
黎鍵：戰後的西洋音樂
「早期香港電台英文台的古典音樂節目比較豐富，除了播放唱片外，還經常邀請音樂家及團體到來電台現場播音。四十年代起， 港台英文台設立了著名的 『音樂愛好者時間』(Music Lovers’ Hours)，是一個古典音樂的點播節目。」
黎鍵，1999，「香港音樂的傳播與傳媒」，載於朱瑞冰 ( 編 )，《香港音樂發展概》(389-397 頁 )，香港：三聯書店 ( 香港 )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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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後的西樂圈子
香港光復後，屬於另一個西人音樂圈子的活動逐漸抬頭。作為活動骨幹的戰前香港管弦協會雖然仍未恢復，但一九四六年中英學會及其第一個音樂組屬會同時成立，其成員包括致力於促進中英文化交流的伯嘉（A. M.
Braga）、社會活動家馬文輝、左翼音樂工作者陳建功等。此外，還有在香港電台英文台擔任古典音樂部工作的鋼琴家杜蘭夫人（B. Drown）等，他們致力籌組管弦樂團，結果，一九四七年中英樂團宣佈成立。
為配合中英樂團和其他零散的音樂活動，英文的《南華早報》除了經常發表樂團的報道外，還特設了評論專欄。為該專欄撰稿的有賴恩（Ryan）神父，他算是香港評論界的先行者了。
踏入五十年代，香港樂壇進入了另一個嶄新的階段，其標誌大致有五點：（一）香港的專業音樂活動開始抬頭；（二）香港本地與外來的演出活動逐漸活躍；（三）戰後唱片工業開始蓬勃，錄音與播送技術大有發展，唱片和Hi-Fi 音響成為五十年代傳播音樂的重要手段；（四）電台播放嚴肅音樂的節目增多，電台安排的節目和特備播音成為推廣音樂的重要媒介；（五）專業的音樂介紹和評論逐漸興旺，一批專業的樂評人開始出現。
五十年代出現這些景象，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各點：（一）踏入一九五零年，內地政權更易，香港開始踏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局面；（二）戰後環境相對繁榮穩定，戰後世界除了急於療傷之外，也力求建造理想的生活環境；（三）戰後的工商業陸續發展，科技昌明，連帶音樂及唱片工業亦有迅速的發展。由於以上的原因，導致音樂傳播也有相當的市場，而香港音樂亦因此而得到了有利的發展機會。
香港聖樂院與《樂友》月刊
作為五十年代香港專業音樂活動抬頭的標誌之一，是新一批南來的音樂工作者所建立起來的香港聖樂院。這家音樂學院規模不大，但是當時唯一的香港註冊音樂專上學院。由於學校的辦學態度謹嚴，且又獲得了外界對它非常有利及重要的支持和資助，所以初期的發展非常迅速。香港聖樂院於一九五一年即出版了定期的音樂刊物《樂友》月刊，稍後成為了東南亞及台灣的重要刊物，儼然是香港最權威及最具代表性的本地音樂雜誌，亦成為了本地、東南亞、台灣，以至世界各地樂訊傳播的重要媒介。該刊物具有文化學術性，也使它成為香港專業音樂推廣的重要媒體。無獨有偶，聖樂院及其屬下這一份《樂友》。令人想起了前一階段的中華音樂院及其出版的《新音樂》月刊。
實際上，香港聖樂院是由一批一九四九年前後來港的專業音樂工作者建立的，其院長是就讀於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院的邵光。是時陸續有國立音樂院的校友紛紛來港，不約而同地都聚集在學院的周圍。這一批音樂工作者都是專業音樂家，但不是較早前因逃避國民政府及國民黨緝捕而南來的群眾音樂工作者。彼此關注的不同，因而所倡導的或推動的音樂性質也不同。當然，環繞在聖樂院及其《樂友》雜誌周圍的，也不祇是南來的一批音樂家，還有本地的音樂工作者，兩股力量聯合起來，便形成了一股推動專業音樂的力量。
匯聚在聖樂院及其雜誌周圍的，可謂人才薈萃，而其中又有不少成為《樂友》撰稿的寫手：
編緝委員會委員：林聲翕（總編輯）、韋瀚章、許建吾、趙濟安。特約撰述：老慕賢、李朝熹、李穆龍、俞振飛、胡然、范希賢、馬國霖、連璧光、黃勵文、黃金槐、黃友棣、張玉珍、張玉渠、葉純之、趙梅伯、鄭蘊檀、綦湘棠、顧一樵。自由撰稿人（部份）：田鳴恩、吳天助、劉牧、劉樂章、周書紳、黃飛然、王曦等。
讀了以上的名字，都知道這批樂人早年對香港音樂作過貢獻。他們既是香港音樂五十年代的拓荒者，也是本地音樂人才的培育者及播種者，再加上他們通過種種途徑去推廣音樂，如執筆撰文，公開演講、出版書籍及歌曲、舉行音樂會、組織唱片欣賞會，以及參加電台播音節目等，對香港本土音樂的逐步成長，發揮了很大作用。
專業演奏演唱事業
專業音樂活動在香港抬頭的第一個標誌是，戰後音樂演出逐步蓬勃；本地的與外來的音樂演出日漸增多，這是音樂得到傳播的重大機會。
以上述一批南來的音樂家為例，五十年代初，他們便紛紛開始了在香港的各種演出生涯。當時市區還沒有固定的公眾演出場地，所有本地或外來的音樂演出，都祇能在一些設備較為完善的學校禮堂或戲院劇場裡舉行。與此同時，本地的音樂團體紛紛成立，他們也都舉行了各種各樣的音樂活動。當時外國大師的訪港演出也算相當頻繁，大師的演出既推動了香港的音樂會活動，也使香港的專業音樂表演有所借鏡。從這方面來說，大師與名家的演出，本身便起着一定的推廣的作用。香港當時還缺乏大型的理想音樂廳，要演出一個百人大型管弦樂團也產生困難，不過，一九五九年由卡拉揚（Karajan）率領的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在利舞台戲院演出，成為當年轟動一時的香港音樂盛事。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國際性的音樂經理機構在五十年代冒起了，最活躍的一位音樂經理人是著名的歐德禮（Harry Odell），當時大部份古典音樂會的舉行都是經他主辦的。當時也有一些新興的團體經辦國際性的演出，一九五六年香港音樂協會成立，上述由卡拉揚率領來港的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演出便是由該協會主辦的。香港音樂協會的首席贊助人是當時的港督柏立基，顯示了是時大型音樂會的主辦也多少有政府高層的參與。
香港管弦樂團在五十年代脫離其母體中英學會而成為獨立的香港管弦樂團，這也意味着香港的專業音樂表演有所提高。一九五三年，仍未脫離母體的中英樂團改由當時從上海來的富亞教授擔任指揮。是年富亞請來了小提琴大師歷治與樂隊合作演出了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接着，又請到了鋼琴家茱利亞•葛真（J. Katchen）和樂隊合奏了貝多芬的《皇帝》協奏曲，這一切都表示了香港的專業音樂表演得以推廣。香港管弦樂團的樂師們也紛紛參與了本地的許多音樂活動，例如經常舉行個人的獨奏會和少數人的合奏會，教授學生，以及參加校際音樂比賽評判等，對香港的音樂生活直接起了推動的作用。
唱片欣賞會興盛
香港五十年代的音樂生活開始蓬勃，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唱片音樂的流行。由於當時唱片工業的大革新與 Hi-Fi 播放技術的發明，致使唱片音樂迅速成為香港音樂傳播的非常重要的大眾媒介。在五十年代初，唱片不祇是個人欣賞音樂的手段，還是集體欣賞音樂的重要媒介。當時香港音樂生活中的一個現象，是唱片欣賞會（或音樂會）如雨後春筍般到處出現。這一現象連綿至六、七十年代，但以這一年代最為盛行，其影響也最大。除了直接推動音樂傳播外，唱片欣賞會還帶動了報章雜誌紛紛開設唱片專欄、唱片 Hi-Fi 產品的整版介紹等，而有關的雜誌亦先後出現。於是一批以唱片介紹（或電台音樂）為主的專欄作者或撰稿人出現人，儘管不是所有音樂撰稿人都祇介紹唱片，但回顧一批資深樂評人的經歷，其中不少都是從唱片及 Hi-Fi 音樂開始的。那時長年累月都舉行的紅寶石餐廳唱片欣賞會還每月出版刊物，儼然成為一本音樂雜誌，並擁有名家寫手。
五十年代世界唱片工業起飛，唱片的錄音從七十八轉走向三十三又三份一轉、四十五轉及十六又三份二轉，其後以三十三又三份一轉及十二吋的黑膠密紋唱片最為流行。同時電唱機及錄音技術亦大有發展，於是唱片音樂成為了音樂會現場演出以外的一個最重要的音樂傳播媒介。當時購置唱機、唱片，還是一種奢侈的消費，一般人不能輕易擁有，於是，早期的集體唱片欣賞會及後期的 Hi-Fi 音樂會，由於適應了大眾對音樂需求，因此大行其道。
當時有案可查的定期性唱片欣賞會是一九五零年開始，由美國新聞處舉辦的唱片音樂會。這一欣賞會每週定期在星期五舉行，地點在德明中學，由名音樂家林聲翕主持。當時播出的節目除一般古典音樂作品外，還突出地介紹美國的嚴肅音樂，如一期以音畫為主題的音樂節目，便安排了如《林肯畫像》、《美國鄉土音畫》、黑人靈歌等作品，水準不錯。
五十年代是唱片欣賞會開始蓬勃的年代，大大小小的民間社團或音樂機構都以唱片欣賞會作為文娛活動的重要媒介，而所推廣的都是嚴肅的古典音樂。據香港資深的樂評人東初憶述，他一九五二年便開始為社團主持唱片欣賞會，通常每次欣賞會都附有油印的節目場刊派發，內容包括樂曲的詳細介紹等，有些場刊厚達四十頁。唱片欣賞會並附有推廣音樂知識的場刊或節目簡介，是當時的一種特色，反映了古典音樂在香港初起步時的啟蒙狀態。
五十年代初興起的唱片欣賞會還引致了一九五八年紅寶石音樂會的興起，那是資深樂評人陳浩才早期與唱片公司合作的產物。初期舉辦的目的，是為了一家日本唱片公司的推廣業務，但到了六十年代以後，唱片欣賞會竟成了一個古典音樂傳播的重要場所。
電台音樂節目
利用電台傳播嚴肅音樂，官方的香港電台擔當了重要的角色。踏入五十年代，有線的麗的呼聲成立，一九五九年香港商業電台成立，但這兩個電台都以播放時代曲及粵曲粵劇為主，古典音樂的介紹和播放非常少有。
香港電台於光復後恢復廣播，一九四八年，取消了 ZBW 及 ZEK 電台的呼號，正式命名為香港廣播電台（RHK）。一九四九年，香港電台遷往大東電報局的水星大廈，直至廿年後廣播道的新址建成為止。戰後的中文廣播有着長足的發展，五十年代前，收音機牌照已增至二萬二千個，收音機算是比較普及了。
早期香港電台英文台的古典音樂節目比較豐富，除了播放唱片外，還經常邀請音樂家及團體到來電台現場播音。四十年代起，港台英文台設立了著名的「音樂愛好者時間」(Music Lovers’Hours)，是一個古典音樂的點播節目。
踏入五十年代，香港電台英文台還組織了多種多樣的教育性與推廣性節目，如一九五五年開設了「鋼琴考試講座」，藉以輔導參加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考試的學生。此外，還有不少現場直播的音樂節目，如播放一九五六年洛杉磯樂團訪港的音樂會，一九五九年直播卡拉揚的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音樂會等。從五十年代起，英文台特設了駐台伴奏的職位，目的是加強藝人的播音工作，較早前，擔任這一職位的是杜蘭夫人（羅乃新、馮婉嫻的老師），五十年代後期，繼任的是梅雅麗女士，她幾乎全數包辦了為所有訪港藝人或重要的本港音樂家的伴奏工作，不管是播音還是現場音樂會的演奏。
與此同時，中文台關於嚴肅歐西音樂的播放則比較薄弱。香港電台中文台除了時代曲與粵曲粵劇外，經常還有學校團體或歌詠社團的合唱播音活動，某一時期還有音樂講座的節目，如老慕賢女士主持的節目，吸引了大批愛好古典音樂的聽眾，介紹方式至今仍為同類節目的典範。
五十年代麗的呼聲及其後開設的商業電台間中也有輕音樂式的播放節目。著名樂評人梁寶耳早年便出身於廣播界，他與兄長口琴家梁日昭合作主持過一系列的口琴音樂節目，分別在麗的呼聲、香港電台及其後的商業電台等播出。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廣州的電台亦頗重視歐西古典音樂的介紹，香港樂迷成為了該人民電台的聽眾。電台的古典音樂節目是時也帶起了若干報章的音樂介紹等專欄文章，這些電台音樂的介紹也包括了廣東人民電台這一古典音樂節目的介紹。
音樂文字傳媒
五十年代，隨着專業音樂演出的開始抬頭，香港第一批從事音樂評介的撰稿人開始應運而生。當時有兩份報刊的誕生值得重視，一份是《中國學生周報》，另一份是《新晚報》。兩者的辦報方針不同，政治立場迥異，但卻同樣重視文化藝術，並以知識份子作為其讀者對象。早期的音樂評介文字基本上都出在這兩個報刊上，尤其是《新晚報》。最早在《中國學生周報》撰文、其後成為樂評人的梁寶耳及黎鍵，前者開始在該周報上撰寫「樂論」專欄，後者則因其在周報任職記者之便，在周報上發表藝術評介專文。不過大量的音樂評介文章主要出在《新晚報》及其他比較重視文化藝術的報刊上，如《大公報》、《文匯報》、《華僑日報》等。大概自一九五四年起，《新晚報》的副刊便有意識地登載音樂評介的文章，最早的撰稿人有于成中（另有多個筆名，如史名寧等）、沈鑒治，丁羊（前香港管弦協會成員易熹元的一個筆名）等，他們主要借助當時的唱片音樂及電台音樂進行分析，影響甚大。此外，東初與黎鍵亦先後在《新晚報》撰稿，前者主要撰寫中國音樂與唱片專欄，後者則以爵士流行音樂為主題進行唱片介紹。五十年代末，《華僑日報》、《音樂雙週刊》設置 Hi-Fi 專欄，最早為該欄執筆的便有雷鳴等作者，直接啟迪了其後的唱片與Hi-Fi 等專欄及專刊的風氣。
香港的文化生態
四、五十年代，香港整個社會處於戰後療傷，百廢待興的時期。五十年代以後，過去三、四十年代那種戰亂的環境已經過去了，人心思定。一九五零年開始，香港專業音樂活動抬頭，而這種狀況和當時的香港文化生態及周遭世界的環境是息息相關的，如香港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響、外圍唱片工業發展、香港電影媒介和大眾傳媒的影響等。在電子媒介上，當時電視還未在香港開播，影像上的流行文化還未鋪天蓋地泛濫流行，這都給嚴肅音樂的傳播帶來了良好的機會。當時的影像媒介主要還是電影，而荷里活電影也相當地重視古典音樂，攝製了多種素材、形式的音樂電影，像四十年代以音樂為主題的《樂府春秋》，五十年代分別推出了卡通音樂片《幻想曲》，音樂家傳記片如《翠隄春曉》（約翰•斯特勞斯）和《劍膽琴心》（帕格尼尼）等，又有大量的喜歌劇電影，如《畫舫璇宮》和《鳳凰于飛》、《學生王子》。古典或半古典的音樂仍是當時音樂的主要時尚，這亦給香港的音樂傳播及音樂啟蒙帶來了良好的影響。
此外，不能不提及的是一年一度的香港校際音樂節，那是以校際音樂比賽形式進行的音樂節。一九四零年，香港校際音樂協會成立，一九四九年，首屆香港校際音樂節舉行，自此每年不輟。由於這一音樂活動涵蓋了全港的學校音樂活動，因此引來了各大報章的特別重視，本港有多家大報都特別撥出專版每天報道及評介賽事，巨細無遺。這一音樂報道及評介熱潮，一直延續至八、九十年代。
五十年代，香港音樂一枝獨秀，但舞蹈和戲劇也開始盛行。四、五十年代，隨着左翼歌詠運動的興起，左翼的舞蹈活動亦在學校和若干社團內流行，為香港舞蹈播下第一批種子。在戲劇領域內，一九四八年香港老牌的卡里遜劇團成立，一九五四及一九五六年，香港莎士比亞協會及劇團成立。從此，香港演藝文化中的三足鼎立之勢開始形成；這三柱鼎足就是音樂、舞蹈與戲劇，形成了香港演藝文化生態中的基本架構。
黎鍵，1999，「香港音樂的傳播與傳媒」，載於朱瑞冰(編)，《香港音樂發展概》(389-397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