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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海雷：雙十暴動
「十月九日的上午，整個李鄭屋村徙置區的大街小巷，已是旗山旗海， 房屋外牆上貼滿了 『中華民國萬歲』 、 『蔣總統萬歲』 、『反攻必成、復國必成』等大小標語。」
羅海雷，2011，《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97-100 頁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雙十暴動」
五十年代的香港，國民黨還有相當的勢力和影響。他們甚至於還有一個力量集中的「特區」，那就是調景嶺。從大陸上逃亡出來的國民黨人員和親國民黨人士，較下層的，不少都住在那裡，懸掛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左派視之為畏途，進去了如被發現，很可能要送命的。而在九龍的一些木屋區和後來的徙置區的屋村，也有不少這樣的「忠貞之士」，每年「雙十」，青天白日旗掛得到處都是，成為旗海，有如向左派示威。五零到五二年那三年，正逢大陸上進行「土地改革」、「鎮反肅反」兩大「階級鬥爭」，大陸上成千上萬的人逃來香港，香港左右派力量開始發生變化。於是每逢元旦、春節，「雙十節」，在港九兩地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更有如一片旗海。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八日，國民黨憲兵之父谷正綱路過香港，順道訪問調景嶺等「國軍難民營」，造成該年香港的國民黨人士特別亢奮。
十月九日的上午，整個李鄭屋村徙置區的大街小巷，已是旗山旗海，房屋外牆上貼滿了「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反攻必成、復國必成」等大小標語。
十日上午九時半左右，徙置區一名職員把一些紙旗撕去，國民黨支持者利用這一機會，指使三十多名右派分子，聲勢洶洶地包圍了徙置區辦事處，揚言如果辦事處不交出該名職員，就要將其夷為平地。立心要搞事的國民黨支持者同時聯絡了多個黑社會堂口的人馬，編成五個大隊，攜帶各種武器進入市區。對左派商店、學校、社團、工會，進行摧毀性的掃蕩。
十日晚開始行動，暴徒在骨幹帶領下推翻消防車，擲玻璃、磚頭，打傷警察、消防隊員，砸爛國貨公司、茶樓、金鋪的大門，將裏面的貨品搶掠一空，還濫殺無辜，殘害居民，暴徒強迫進入北九龍地區的車輛購買紙旗作通行證，向商戶勒索「反擊香港左派」的經費。
十月十一日，事態進一步惡化。下午一時，瑞士參事恩斯特夫婦乘坐的士路經青山通與大埔道交滙處，暴徒們發現的士中有外國人，竟將之翻倒放火，的士司機及時逃脫，恩斯特夫人被燒至重傷不治斃命，兩名暴徒在翻車時被壓在車底亦被燒死。下午三時，九龍的公共交通全部停頓，市面上氣氛緊張。中午十二時半，港英決定出動英軍協助警察維持秩序，並下達開槍令，旋且宣佈九龍戒嚴，時間由晚上七時半至翌晨十時。但是暴徒在戒嚴期間照常流竄活動，戒嚴令一再延長，持續了兩天三夜。近百人曾在香港島《大公報》門口喧鬧，謠傳暴徒要到港島鬧事，人心虛怯。在這次暴亂中最兇殘的，是對左派「工聯會工人醫療所」圍攻。他們對幾位女工作人員恣意凌辱，藥劑師楊觀福拚命保護竟遭暴徒們活生生打死，助護古惠貞遭到輪姦，並被剝光衣服押到馬路上遊行，途中遭到第三次強姦。當時該所僅有留守人員十二名，其中還有五名女性。當流氓們手持木棍，竹竿、水喉通、石塊、啤酒瓶等襲擊時，所內的職員仍能沉着應戰，各守崗位，使暴徒一時竟然難以長驅直入。從午夜十一點至凌晨一點兩個多小時的時間內，五百多黑幫暴徒竟通過不同方式向該所攻擊了不下七次，均未能有所突破。最後爬上了天台，搗穿屋頂，以長梯跳入屋內，遂打開大門，其餘便洶湧而入。
暴動導致上百人死傷，港英政府記錄統計死亡六十人，其中四十五人是被警方槍殺的，有十五人是暴徒直接間接造成的，傷者是四百四十三人。事後港英曾出動大批警察進行了一次「寧枉毋縱」的大搜捕，十四日關入「漆咸營」的達三千人。其中大部份有黑社會背景，並將大部份有國民黨關係人士遞解出境。北京其後指責港英政府只承認這次事件是由黑社會及難民發動的，而不願確認這次事件是由國民黨特務指揮策劃，這是對國民黨台灣當局的姑息縱容。這事又被稱為「九龍暴動」，因為沒有蔓延到香港島。
據事後了解，本次暴動是由台灣情報組織在香港的外圍人員自行組織，因此中共及港英政府事前都沒有收到任何情報。暴動發生時反應不過來，形成局面一度失控，左派單位受到很大衝擊。港澳台黑社會很多源於洪門，洪門早期打着反清復明的旗號，洪門在孫中山起事時，起了積極作用，並因此與國民黨結下因緣，國民黨當政時洪門是他們的依靠力量之一。
「雙十暴動」後，北京政府通過秘密途徑向港英政府傳來了周恩來的三項條件。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這三項條件，香港就可以長期維持現狀，這三項條件的基本內容是：
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
二、不許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
這三條要求很合理，港英政府接受，並和北京方面約定，將此秘而不宣，就算是中英之間的秘密約定吧。
在一九五六年「雙十暴動」前，我們一家住在九龍花墟球場附近，家對面就是左派香島中學，海星開始時也在香島上學。香島中學在一九五六年「雙十暴動」時受到暴徒圍攻。在事件平息後，父母親就決定搬到港島居住，一方面右派分子在港島的勢力不強，同時也方便了父親在港島上班，當年還沒有海底隧道，午夜前渡輪就停航，港九之間交通就依靠小汽船。
羅海雷，2011，《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97-100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