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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昊：愛恨中國
「廣州斷續地有火車開到深圳，決心流亡的人來到深圳，紛紛步行過羅湖橋，進入香港。」
吳昊，1993，《香港電影民俗學》 (22-26 頁 )，香港：次文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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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飄搖的一九四九年。
十月，廣州市人心惶惶，從南京、上海、武漢、重慶、桂林、昆明湧來了很多人，他們輪候火車落香港。從十月十日至十四日，已經有數逾十萬人搭直通火車抵港……
十四日下午二時，九廣直通火車「江南」號快車開出後，擠在火車站內外的人，還以為仍有班車開出，怎知道卻是最後的一班了。當大家知道這個消息後，面上罩着失望、驚惶、徬徨的神色。（直通火車這一停頓，直到三十年後──即一九七九年，才再通行。）
下午三時，廣州市民聽聞海珠大鐵橋已被炸破，顯然「喪鐘」敲響，如果不是國軍撤退，不會爆炸鐵橋，這即是說：「廣州棄守了！」 午夜，西濠口省港輪碼頭「武穴」號擠得水洩不通，而這是最後一班省港輪渡。
唉，漫天風雨待黎明。
十五日清晨，「中華北路」出現共軍，廣州易手，大時代已來臨。
不過，十五日之後，廣州斷續地有火車開到深圳，決心流亡的人來到深圳，紛紛步行過羅湖橋，進入香港。這是唯一進港的甬道，如是者半年過去……
一九五○年四月中旬，廣州出現一種「耳語」，說中共政府將於五月起不再批准大陸人民出境，一時間引起群眾恐懼，慌忙乘火車落深圳，越過羅湖橋進入香港者也就一日比一日的擠擁……
四月三十日下午六時踏腳入香港者，這是最後一個了，因為五月一日新中國政府真的禁止人民出境，港府為了配合政策亦宣佈取消華人自由入境。
唉，羅湖橋從此淪為「奈何橋」。偷渡就打這時候開始……
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前，香港人口有一百六十萬，但到一九五○年四月底，人口竟暴漲至二百六十萬，換言之，在一年間竟多了一百萬人口，而且這些流亡者佔據總人口百分之四十，給香港社會經濟居住環境都帶來極大的衝擊。如何可以消化這麼多的人？房屋夠嗎？職業夠嗎？社會服務夠嗎？
全都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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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的哀歌。
香港突然多了一百萬人，樓價租金暴漲，酒店房租急昇。酒店索價十四元一日，不計伙食；上海公寓，日租十二元，包三餐，先交一百元定金。帶着一千幾百塊錢的逃亡者發現很快便會坐食山崩，唯有撤出公寓，租住筲箕灣、九龍城、青山道或鑽石山的木屋房間──只夠擺一張床舖的面積，月租也要五十元。其時冇錢瞓街之人，數以萬計，特別中上環街道滿堆着形容憔悴的露宿者，還有一大批要人照顧的殘廢軍人……
於是港府採取緊急措施，把街頭露宿者遷往摩星嶺，是為香港歷史第一個難民營。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再把摩星嶺難民遷往調景嶺。
調景嶺這地方本來就是一個困局，據說若干年前有西人在此設麵粉廠，後因生意失敗吊頸自殺，故此亦稱「吊頸嶺」。難民就在荒山野嶺搭起棚子，是由木條搭成一個框，再圍上草蓆，棚頂是瀝青紙或油紙鋪着，甚為簡陋。除小棚之外，亦設大棚，寬度可容百人，一部分是殘廢人士住所，另一部分是專供單身婦女居住。社會局臨時辦事處設立，每天登記難民，派發飯票；運飯卡車一到，大家爭搶着領飯……
豈料，一九五○年夏末，社會局貼出告示，不再派發飯票，頓時引起難民各種猜測：「是否會遣返大陸？」
於是爆發起絕食抗議。唉，處此焦慮的年代裏，任何謠言皆可視作實情，頓時間群情洶湧，僵持數天。各國通訊社記者紛紛採訪，竟成國際新聞，而政府當局被迫闢謠，向外否認有此遣返意圖，絕食事件這才平息。
不過飯票漸漸不派了，調景嶺的流亡者就要自力更生，紛紛向外找工作賺錢維生，那些曾經顯赫一時的將軍與大官淪落調景嶺者，開始做各類的手作，如貼火柴盒招紙、穿珠繡花等，那種屈辱，那種求生，充分發揮其頑強的鬥志……
其實，他們是如此渴望新成立的台灣政府接收他們，但不知怎地，這批人竟遭冷落，自此便開展了漫長的調景嶺「遺民」生涯。
在荒嶺生活，那種滋味不敢想像。這裏我只想引一段標題「隨風而去」的新聞：「颶風『巴美娜』過港，調景嶺難民營受損較重，部分竹棚蓋搭小屋，被吹毀者不少。近海旁的四個糞坑，有三個被吹落海。糞坑內有兩個人，亦隨風而去，墮落海中……」（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八日，《新生晚報》）。這是何等的悲劇，卻又帶着荒謬的滑稽，也許這就是人生。
註：此文章的分段標題略為改動
吳昊，1993，《香港電影民俗學》 (22-26頁)，香港：次文化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