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英雄》的文化論述

神話、漫畫︰拆解《中華英雄》（節錄）

文：洛楓

拆解《中華英雄》的故事

《中華英雄》創刊於1980年，當時刊於《金報》之上，至1981年3月，《中華英雄》改以連載方式刊於《醉拳》一書內，同年12月28日，正式出版單行本[13]，至今仍在出版中，已有153期以上，連同1986年2月7日開始出版的《中華英雄》「修訂本」(重新整理和收錄單行本之前刊於《金報》及《醉拳》上的故事)50多期，總共200期以上。本文的分析範圍主要是由正式單行本第1期即《亡魂船》開始，至第137期《結局》馬榮成被襲止，「修訂本」的50多期與137期以後，均不在討論範圍內，因為自1989年1月1 日馬榮成受傷後，《中華英雄》脫期半年才再出版。但是，再度出版的《中華英雄》，無論故事、人物造型及畫工等各方面已大不同前，甚至有人懷疑是否馬榮成的手筆。再者，從《中華英雄》後期的故事來看，至《結局》一期，其實早已暗含收筆之意，再發展下去便頗有狗尾續貂之嫌，況且，馬榮成曾表示打算在第150期結束《中華英雄》故事[14]，然而，主筆多番被襲入院後，《中華英雄》仍斷續出版，便難免與原意相違。

從單行本第1期至第137期之間，《中華英雄》的故事骨幹主要有三方面：美國黑龍會爭奪唐人街、華英雄決戰東洋劍士無敵、華劍雄與地獄門的恩怨並從而牽出華英雄父女之正邪衝突等，當然當中還有其他支綫情節，如赤華兩家的世仇、司徒莫問的親情與愛情衝突等，這部份只集中分析故事主綫骨幹包含的意識形態，以及人物造型與包裝的宣傳策略，藉以比較其他連環圖漫畫，推論《中華英雄》成功的原因，以及背後流露的普及文化問題。

早期的《中華英雄》，以民族主義作為推銷橋段，後期部份以神怪吸引讀書，其間的轉變，可以見出潮流的趨向。「美國黑龍會爭奪唐人街」是《中華英雄》單行本出版之後自15期開始至71期止的故事，從華英雄兒子華劍雄自中國前往美國唐人街尋父敍述開始，以黑幫壓迫中國華僑的恩怨為故事脈絡，把所謂民族大義、團結精神、外抗強權等意念貫串其間。所謂「黑龍會」，是「壟斷了全美國的黑勢力，幕後更有政界要員撐腰」[15]，所謂華人傳統精神之象徵「中華樓」是「幾十年老字號，是唐人街茶樓之冠」(16)。中華樓與黑龍會兩幫互相對立、抗衡，前者是正義、情誼的化身，後者代表罪惡、仇殺，這種簡單正邪二元對立，不但是《中華英雄》，甚至是《龍虎門》、《醉拳》一貫採取的模式，在《中華英雄》這段故事裡，最能顯揚這種意識的地方是「中華樓」的元武勸喻華人團結的一番說話：「雖然大家身在異邦，但為數也不少！論武功，在座各位也極多國術界俊彥！只因大家不夠團結，才讓黑龍會勢力入侵唐人街，為甚麼大家只會談虎色變？為甚麼不團結反抗？若三位師父肯摒棄門戶之見，互相交流我國優良武術，發揮整體潛力，何愁沒有安居樂業之地？」然後是羣情胸湧，一呼百應：「不錯，中華武術大團結，打垮洋鬼子惡勢力」。[17]

除黑龍會外，企圖爭奪勢力的還有「羅修門」一派。所謂「羅修門」是「大日本帝國源遠流長的武術派系」[18]：從這簡單的正邪劃分之中，值得留意的是代表黑暗勢力的一方是洋人和日本人，夾纏其間的中國人在飽受欺凌、壓迫之餘，不得不群起反抗，這種民族意識、民族感情的銷售，仍然離不開一個說教的歷史框框，即中國近百多年以來受外人欺侮，割地賠償，喪權辱國。從八國聯軍之役、日本侵華等事跡裡，《中華英雄》的創作者剝離了歷史空間的指涉，把仇外、仇日的情緒抽離時代的背景，配以色彩班斕的打鬥，在香港這個殖民地上宣揚隔世的民族觀念，而香港年輕的一代雖具備一點薄弱的歷史知識，卻不存深厚的文化意識，從連環圖裡，他們吸納的不過是簡化了的民族情緒。何況，他們投射的焦點還在於暴力的快感與高明的寫畫技巧，民族意念不過是創作者的藉口、閱讀者的裝飾而已。

同樣，緊接黑龍會爭奪唐人街而來的「華英雄決戰東洋劍士無敵」的劇情，也是帶著「武學」的面目粉飾暴力和那一點點的民族意識；這是一場關乎生死的決鬥，對華英雄來說，「此戰身負民族武術之榮辱」[19]，於無敵而言「武士精神，以武為尚」[20]，是為了滿足「無敵」境界的需要。決戰的過程中，華英雄以精妙的劍法「中華傲訣」取得勝利：「英雄負手仰天而立，泛著中國人凜然不可犯之堅毅精神，傲然正氣逼視，而這正是『中華傲訣』最厲害的一式前奏──劍傲中華」[21]。無敵卻以殘忍、不人道、罔顧親情的烈性反敗為勝：「無敵一敗塗地，而無情（按：無敵的兒子）卻深切關懷，使其勘破自己世上還有親人，縱使強自抑制情念，終仍有所牽掛，因而『刀中不二』亦未能發揮絕情絕義的極峰成功，猛然醒悟，痛下殺手！」[22]

在這種對比之間，連環圖創作者利用武學透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華英雄代表那種「意隨心發」、以劍仗義的精神，無敵象徵的是東瀛帝國武士道傳統，不惜滅親，以死求勝。前者是含蓄的、柔性的、正直的，後者是外露的、剛烈的、殘酷的，這種將民族文化點染於連環圖的暴力宣傳中，是《中華英雄》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與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認為文化與娛樂 (entertainment) 融合是透過「娛樂智力化」(an intellectualization of amusement) 而來[23]，俾能吸引知識份子及專業人士的消費，進行集體神話的創造，共同逃避現實。阿多諾與霍克海默進一步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娛樂」本身變成一種現想，卻不斷重複因襲的樣板模式，欺騙大眾進入假象之中，沉醉而不自覺。[24]翻開《中華英雄》、《龍虎門》、《醉拳》等，無不發現那種民族情感單一的售賣──這實在是一個集體抄襲的年代，恩怨情仇、正邪紛爭，不但是連環圖王國規範化的「摹本」，更是作者本人不斷重複的故事結構。而這種民族的想像，出現於八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流行文化潮流中，卻沒有多少關乎社會的指涉。從連環圖的故事內容、人物造型等等，都可看出那是一個屬於古代的世界，正是因為與現實生活無關，才可讓人暫時忘記種種社會及生活問題，所謂「邪不能勝正」、所謂「恩消怨解」，無非是心理的補償。況且，香港的普及文化潮流，每每在於以市場經營方式，推銷現實生活以外的神話，阿多諾所說的「大眾的夢」、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所言的消費幻象，頗能解釋《中華英雄》帶動的熱潮。

《中華英雄》後期的故事，以神怪包裝作號召，寫華劍雄與地獄門的恩怨，從而牽出華英雄與華文英（即地獄門門主，易名瓊天）之間的父女衝突。在這段插曲中，作者刻意煽情，尤其是《忘情一擊》（第136期）及《結局》（第137期），父女陣上相認，卻是正邪對峙，瓊天為保名位而不惜弒父：「劇戰之際，英雄猛然發覺眼前人竟是死去十八年的愛女，心神一陣激盪，瓊天卻罔顧親情，遽下辣手……此刻英雄內心的哀痛比身上的傷勢難受萬倍，故雖身受重擊，亦默然置之不理……」[25]。這把倫理親情加諸正邪交鋒之上，更具煽情與感情的效果，不但為主角華英雄的性格增添更有血有肉的塑造，而且還使本來的劇情急轉直下，達至情理的最高衝突。

其實，《中華英雄》引人入勝的地方，在於創作者懂得把握讀者的心理，於每期的故事鋪排中不斷上演高潮，並在適當的時候來個意想不到的巨變，華英雄決戰無敵與華文英弒父，可說是這137期故事中最大的轉捩點，因而引致街頭巷尾的議論紛紛。在視覺上，交戰的場面在瑰麗的顏色與光影襯托下顯得緊湊刺激。在心理閱讀的層面上，親情、愛情，甚至是正義的友情，更在極力的「催淚」攻勢下扣人心弦。再加入命相、風水等神怪意念，配合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的大眾需要，這時候，《中華英雄》不再教訓洋人、驅逐東瀛劍客，也不標榜民族團結，而是著重「情」的描寫，如華劍雄、踏雪與思傲的三角關係；紫衣對華英雄的戀慕；余不為、瓊天和司徒莫問的愛情瓜葛；司徒莫問與司徒無量、伊賀武一的父子身世等等，無不化為感人肺腑的場面，留給讀者代入的餘地。但彷彿疏離了一些，即使是悲劇，也無關痛癢，觀眾難得可以置身事外參與「情」之浪漫、無奈，「恩怨」之糾纏、傷感。阿多諾與霍克海默認為文化工業著重官能快感的享受，甚至把愛情淪為「傳奇」[26]。

後期《中華英雄》的成功之道，乃在於抓緊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售賣溫情的潮流，這種情況，無論電視或電影俱備。如果說早期的《中華英雄》形象是陽性的、剛烈的、以男性中心為主的，後期的趨勢卻在此模式上消褪下來，改以較陰柔的、溫柔的格局出現，甚至有女性讀者去函馬榮成，要求增加女性人物的出現與戲份（見70期以後各期編後＜馬仔信箱＞）。這都反映了潮流品味的改變，連環圖不再是男性的專利，更不是低下層教育基礎較淺的青少年獨有的選擇。再者，從《中華英雄》整體的發展來看，與同期的連環圖比較，它的色情成份最少，暴力的場面也沒有《龍虎門》、《如來神掌》等血腥，加以馬榮成與少傑等畫工優美，確實吸引了許多不同階層讀者的歡迎。

其實，《中華英雄》是一本銷售英雄主義的連環圖，人物性格與造型的構想，無不符合大眾崇拜英雄的心理，尤其是華英雄半生充滿傳奇性的故事，從十八歲亡命天涯開始，經歷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滄桑，其後寄居美國唐人街，十五年來潛心苦練，三十五歲後為民族存亡、華人安危而身經百戰，接下來受命格所制，與兒子各走一方，然後是介入地獄門的紛爭，再度捲入父女親情與正邪不相調的兩難局面，最後是帶淚大義滅親，維持公義。

從以上的綫索看，《中華英雄》售賣的仍是十分傳統和保守的觀念，六十年代家明的《香港文化的危機》曾指出：「香港這塊殖民地在西方人的眼中仍然濃厚地代表著某部份東方文化之衰落」[27]，我想，這種東方文化衰落不獨是在六十年代的洋人眼中，而且寄存於部份香港人心中，於是才會有人力圖恢復過去的境況，沉迷於古典的幻覺，或痛斥西化潮流對東方文化的侵損。

當然，在八十年代的連環圖企業裡，很明顯不能尋見這種較深沉的文化體會與文化意識，「衰落的東方文化」在商業策略的要求下，變成「東方趣味」，只提供娛樂、快感的消費，而沒有反思的原動力。這就更符合阿多諾與霍克海默所言的「娛樂智力化」，「文化」被降至功用的層面，「文化」原有的創造力與批判力被市場供需的要求拆解，「文化」變成售賣的商品[28]。《中華英雄》所強調的英雄觀念，是傳統東方式甚至是中國式的情趣，可以說，它戴著東方的面具，於八十年代城市社會中展示一個已經失落的神話，把現代人的夢編織於遠離世紀的幻覺，而這種「東方情趣」，在文化實踐的要求網絡中，卻又是片面的、單向的、浮淺而充滿商業機巧的。

註:
[13]《中華英雄》，第100期。
[14]《中華英雄》，第135期。
[15]《中華英雄》，第32期。
[16]《中華英雄》，第17期。
[17]《中華英雄》，第25期。
[18]《中華英雄》，第46期。
[19]《中華英雄》，第80期。
[20]《中華英雄》，第30期。
[21]《中華英雄》，第83期。
[22] 同上。
[23] 同註3，頁143。
[24] 同上。
[25]《中華英雄》，第137期。
[26] 同註3，頁140。
[27] 家明：＜香港文化的危機＞，《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1960年4月26日。
[28] 同註3，頁13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