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想不到这伙躲在「二楼後座」痴人说梦的「愤青」日後成为革命元老，其中杨鹤龄因家人经商拥有商界网络，所以成为负责革命筹款的要员之一。革命成功後杨鹤龄家道中落，虽曾随孙先生加入革命政府，晚年生活却不尽人意，几次向孙先生求一官半职亦未能再有大作为。孙先生今次可以到这里怀缅一下昔日各人年少「讲心不讲金」的岁月，日後革命成功面对权力与金钱游戏时出现的种种瓜葛，大可在这里抛诸脑後。

孙先生的五年大学生涯中，其中一项最重要的事迹便是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年青人聚首议政，最为传颂的是在歌赋街8号的商店「杨耀记」与尢列丶杨鹤龄及陈少白共称「反清四大寇」。杨耀记被後世称为「革命党最初之政谈俱乐部」，是杨鹤龄家人经营的商号，当时四人再加上其他好友，如与孙先生同住西医书院学生宿舍的关景良，及陆皓东丶郑士良等人经常聚於杨耀记後楼，众人非常向往太平天国起义反清的事迹，如是自诩与洪秀全一样为「寇」。这时期的孙先生是名副其实「愤青」一名，甚至自学制作炸弹，以妇女用的扎脚布包扎，抛出街外试爆，一度惊动警察出动。